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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以“人”為范疇的階級經濟學

2020-11-30 19:22:00  來源: 昆侖策網   作者:許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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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文是“新生代精品讀書坊”作品系列所推薦成果,意在為中國經濟學宏基。正如作者所云:中國學人向來不缺乏自信,所缺乏者“站立時代潮流的歷史回看”理論建構勇氣。豈不聞“八張機”:三五中秋明月夜,卻是芳園寂寥時;寒塘渡影,又為誰依,紅樓夢里人。路漫漫兮其修遠!在回家、回歷史、回中國的新時代語境中,“中國人的資格”應當作為學術研究需要遵守的規范。由此出發并以此為尺度,可杜絕語義解釋學。中國經濟學之路正沿著“中國風→中國夢→中國風”路線前行,可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對象思維學、自然過程、歷史過程、紅樓夢、資本論、共同體生產、商品生產,這些關鍵詞將成為莘莘學子的經濟學“新辭典”,又豈不聞“紅樓四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是為記。“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期望為黨的一百年華誕芳園獻禮,一語點醒夢中人!

  何謂邏輯: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無立足境,是方干凈。何謂歷史: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以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工作理念看黨的一百年歷程,總的一句話就是要“讀懂中國”“讀懂毛澤東”,要“讀懂馬克思”“讀懂《資本論》”,同時還要創造性“讀懂恩格斯”“讀懂列寧”。由此上溯,“聞多素心人,詩奇可大觀”,只有詠讀經典,方可勇立潮頭?!顿Y本論》和中華典籍之間穿越時空的對話顯示出經典的力量恒久、魅力無窮,歷久彌新!這樣有如此之概要:可將《紅樓夢》中得到的“賈府身份構成”明確為:政治身份+生產身份+財產身份;簡明起見,并且為和資本主義商品價值構成相互支應,可同樣用字母符號m表征“財產身份”。蓋因無論《紅樓夢》抑或《資本論》,所刻畫典型形態的階級分贓關系均和m(社會剩余產品)直接有關……以此觀之,生產力(自然過程)與生產關系(歷史過程)相生相克關系中就包含有“勞者-官者”“勞者-資者”雙重階級矛盾的關系(可謂“一體二重”)。同時提請注意:本文的“紅樓夢”乃是去掉了書名號的,專指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相匹配的工作規定。然則,它的要義由以下幾點內容所澄清:

  其一,“傳統文化”不是純粹的文化形式。屈原昔有“天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后人演繹有“九問”,曰:問天何壽?問地何極?人生幾何?生何歡?死何苦?情為何物?輪回安在?宿命安有?蒼生何辜?皆“天地史考”,問極矣!然今人的學問終究輸在通史研究之不足也!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明確地說:“我是把它當作歷史讀的。”關于《紅樓夢》研究之“為什么需要從小說形式中走出”,需要澄清這么幾點:(1)走出世情書局限,把“政治”看作唯物史觀研究路向的“政治身份”;須知寶玉擁有“三重身份”:政治身份、生產身份以及財產身份范疇。(2)《紅樓夢》是以世情書為依托的“人情小說”嗎?顯然不是。(3)關于“自敘傳或自傳小說”說;胡適-周汝昌路線的“自傳說”對后世影響頗大,“其長處是將曹氏家族歷史的研究和《紅樓夢》小說的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不幸的是,“過于執著對曹氏家族的研究,往往走火入魔,結果將紅學蛻變為曹學。”(4)關于“百科全書的文化小說”說;所謂:“《紅樓夢》卓越地揚棄了人情小說的三種路數,為它登上人情小說的頂峰掃清了巨大障礙。而《紅樓夢》的正面建樹進一步表明:曹雪芹不只是‘破’舊傳統的好手,也是‘立’新傳統的行家。” 以上是“紅樓小說邏輯”自我生成史概述。其好似將“舊紅學”轉折為“新紅學”,實則說明《紅樓夢》在顯性方向上的學科定位可以說正是“主體社會批判”。這恰恰又說明《紅樓夢》決不能歸于通常意義小說,乃偽托小說表現形式作為載體,如此全書以“詩詞藝術”一統之。

  其二,《紅樓夢》中的“人的范疇”解析。迄今為止,經濟學有四類:人的經濟學(I)、物的經濟學(II)、身份經濟學(III)和財產經濟學(IV)。前兩者之間展開了本位論的“歷史最初較量”,后兩者展開本位論之間的“歷史最終較量”,由此牽涉到歷史本位論及其本體論工作形式的復雜性關系的建構與解構,例如西方經濟學即是以“虛假本體論”為工作調和關系的“物本位論經濟學”。和《資本論》(關于“財產范疇”的經濟學)相比,《紅樓夢》乃是關于“身份范疇”的經濟學,它立足的本位是“人的經濟學”。一定需要了解到,馬克思是以剩余價值來寫《資本論》的。而在曹雪芹的構思中,寶玉這個人物典型的設計目的亦在于實現對《紅樓夢》的藝術總寫;如果說“剩余價值=十六種財產范疇”,那么也就同樣存在“寶玉=十六種人物范疇”這樣的公式。這一十六個人物范疇是:(1)秦可卿,賈元春,王熙鳳,賈雨村;(2)林黛玉,妙玉,史湘云,薛寶釵;(3)晴雯,甄士隱,賈政,李紈;(4)香菱,探春,襲人,北靜王。由于本質-現象合一,即《紅樓夢》中的財產身份(狹義“經濟身份”規定)在生產環節始終完全和共同體生產的整體機構賈府不離不棄、水乳一體,在流通環節則直接蘊含于“賈府的系統運轉”,以至于很難像《資本論》那樣擁有一個獨立的“剩余價值范疇”。說到底,《紅樓夢》以“無”“有”解真假,實則以“無”托“有”。在知識生產上,說到底還是“貴有論”,此追求教化也。如《資本論》第一卷可謂由現象深入到本質,直至由歷史現象生活深入到社會本質生活,這是“道(無)”,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歷史矛盾作用的生成過程把握資本總公式歷史形成和發展;第二卷是從本質到本質,可謂有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客觀知識之“德(有)”,其領導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謂為“生產關系上的生產力形式”(購、產、銷),定格財產關系管理“三個階段”“三種職能形式”“三種循環形態”。概言之,《資本的流通過程》對“個別資本→社會總資本”社會發展路徑的研究闡發,根本目的在于揭示生產條件在資本主義劃分上的特殊歷史形式,提示微觀層面的有計劃何以導致了“宏觀層面的無政府”;于是所謂市場形式,不過指示組織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之特殊財產結合形態與運動方式——生產資料自主、生活資料非自主之經濟體制形式?!都t樓夢》則不然。身份形式的科層配置或曰“封”與“建”的規律,乃是生活資料自主型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如戲曲《天仙配》版本的勞動過程概念),強調身份協調與合作性(“天仙配”即“身份配”)。茲可確定第一重身份曰“政治身份”——有產者身份,代表權貴階級或庶民階級的上層;第二重身份曰“生產身份”,無論少產或無產者皆可有此身份,代表庶民階級的下層。此處按:生產身份是和勞動力價值相互支應的概念。由之再引出勞動者身份和勞動力財產的“二重性態”問題。蓋因勞動二重性是在“關系(合約)”中所形成的具體性規定,對象-關系I(生產)-合約-關系II(分配),這顯然不是生產函數上的仿真,而是按合約關系的具象。所謂合約,言對象(規定)和關系(規定)的現實統一也。進一步以按“勞”分配為例,依照二重勞動合約“整體關系的規定性”——合約的身份規定+技術形式+權威形式+法律形式(即契約本身),這個“勞”必定指向了身份和財產的統一性,也即所謂“兩番人作一番人”。以中華思維學的表達方式,其必然是“心”“物”一體、合一,乃至是知識用語上的“不二”。蓋因“以心、物命名‘事的二重性’”,“由此啟發‘事的科學’之構建。”

  其三,客觀史與主觀史的同步敘述。須知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是制訂拜物教理論的依據。但也不能由此將之與生產過程本身或生產方式的二重性相混淆,要之,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由“生產一般”(對象思維學的規定)而來,是在“生產關系特殊”這個層次上繼續尋求“范疇的二重屬性”(歷史客觀性和社會主觀性),以深化對“特殊對象性”的認知。既是“歷史”,亦是“認識”,從而,生產關系是“母”“子”兩面,圍繞認識本身的階級斗爭成為拱衛階級關系的另一面景象。夢非夢幻,幻非夢之系。夢是一種半真實狀態,是介乎沉淪和走向自覺的中間狀態。身份和財產的必然性規定是夢魘的根源。藉由文學筆調,《紅樓夢》的解說限于“女性的解放”,但這當然是實現共產主義所必由的主體條件,蓋因中華道路的女性身份關系的特殊性規定使然:不僅嚴重缺乏社會主體性,而且“非獨立”(分配關系上即是如此)。然通靈之人乃是紅樓之魂,點夢的題旨也。在《資本論》中,勞動之抽象(財產)乃“抽象勞動”的物格化;進一步,資本主義抽象勞動乃是和“總財產關系”直接對應而獲得間接的人格身份。在《紅樓夢》中,寶玉之通靈(通靈人)直接即是“身份勞動”的人格化;而“通靈”的理論意義就在于此,其著眼于對“皇權社會關系”的內部刻畫,體現勞動者及下層人民對“父權關系”的挑戰,為求出路之規定也。固然囿于時代局限,《紅樓夢》的作者們尤其是曹雪芹未能實現“直筆”書寫,卻曲以“一僧一道”的點化——仿佛是冥冥力量之謀劃,使其或多或少罩上了迷信色彩,然瑕不掩瑜,理論之光灼灼其華,委實難以否認。然則,傳影關系指范疇的內部聯系機理形成。蓋因中國范疇皆通過人的載體,以歷史過程事件截取,而有“隱”可索(如“十二釵”可影射各階級女子)。蔡元培依循的明小說舊體,籠統以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逸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其顯得完全不適當。故此,胡適堅持認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于《紅樓夢》的”。胡適的回駁蔡元培是純然論戰式的,卻也無意中說出真相:“《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復讀下面這句話,遂哂然一笑,又得一重意義也,謂“《紅樓夢》脫胎在《西游記》,借逕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其四,家國對象的深層“階級意蘊”。《紅樓夢》同《資本論》一樣乃千古奇書、一種特殊意義的“修史”,是易代修史傳統的再創造,是“修中華史”,是從理論上宣布古代王朝的歷史終結。然則固然不在于“悼明”,更不會是給明王朝唱贊歌,不是美化,而是以“信史”的角度予以內在批判。就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終結而論,《資本論》的工作性質亦必如是。并且可以說,原道之宗旨、通史之工作路徑乃是《紅樓夢》《資本論》的兩個共同特質。早期共同體自中華古代社會始,中經傳統家國社會,而至晚期共同體——明清的“垂暮形態”,概述共同體的全部規定使早期晚期以一貫之。這一對象的精準定位讓《紅樓夢》獲得巨大之理解成功。以此觀之,《石頭記》明寫家事,實言國也。所謂王家血史國,黛云釵妙心,洞山海天幻,癡情愁恨人;黛玉之死、寶玉出家,兩種革命互為隱喻表述,此為呼應之筆。然則“紅樓夢”總其名,故其方法論要旨又云:國史即家史,心史即情史,仙史即幻史,人史即魔史。以此尚可推論:石頭記名實,紅樓夢名虛,二者關系猶若“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是以王國維指出:“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顯然,《紅樓夢》與《資本論》同樣是“階級斗爭的書”。而無論資產階級理論經濟學或《資本論》均是“資本家在講話”的財產經濟學,二者之間具有工作仿真關系,以自然仿歷史、以個人仿社會,乃是“財產拜物教”教科書的機巧。與之不同,《紅樓夢》中“經濟學”屬身份對象規定,可見,階級關系比較研究具有非常之經濟學意義。在當下語境中,則應遵循“行難-知難-行難”路徑探求經濟范疇的身份形式和財產形式及其當代結合與歷史揚棄。

  歸根結底,《紅樓夢》中的身份范疇突出了階級經濟學的“另一面”,促成了經濟學的階級性的再思考,故而有所謂:“人人皆知紅學出于《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語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俞平伯語)關于“歷史派與文本派的路線斗爭”,我們需要回到毛主席的工作指示:“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寫的是很細致的、很精細的社會歷史。”這種“活的教科書”靠邏輯本體論的演繹機巧是辦不到的,只有回歸人民本位,堅持“國學是人民的”,才能為我們呈現鮮活的歷史、思維和語言。

  【備注】本文改編自“《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雙月刊第6期),原作五萬多字,現壓減至“五千言”,希望收到言簡意賅、主旨突出的閱讀效果。衷心感謝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新剛教授的審稿支持與建設性意見,以及特別鳴謝學報責任編輯彭晶晶老師極為細致的文字審訂工作和對全文術語的技術性推敲!畢竟沒有這些勞動,該作的錯訛將更加地多,可謂如琢如磨,雖則如此,作者本人仍期待讀者和專家對此類作品給予更多理解和思想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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