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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們

2020-12-02 21:03:31  來源: 剝洋蔥   作者:記者 肖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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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在吉林市,有一家開了24年的女子旅店。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來的女人,現在房費漲到了五元,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把這里當成落腳地;還有人在這里“養老”。

  吉林市一家開了24年的女子旅店。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文 | 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編輯 | 胡杰 校對 | 柳寶慶

  ?本文約7460字閱讀約15分鐘

  11月11日傍晚,背著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門走進旅店,掛斷電話,手凍得通紅。這是鄭秀娟來吉林市的第八天,還是沒找到活兒,她瞞著家人住在這家五塊錢一晚的旅店。

  “來住宿嗎?”燙著棕色短卷發,穿著牛仔馬甲和黑色絨衣的小個子女人,趿拉著鞋從門口的小屋走出來。

  這是旅店的老板孫二娘,今年68歲了,她每天透過小屋玻璃窗打量著每一個進店的女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錢就交,沒錢拉倒。”在住客眼里,這個小個子女人性格潑辣,像《水滸傳》里的孫二娘。

  開業24年來,旅店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她們中最年長的超過70歲,最小的剛過30歲。

  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來的女人,“把這里當成了避難的地方”。孫二娘記不清,最多時一晚住過多少人,只記得以前大通鋪上躺滿了人。

  在過去10年時間里,房費從兩元漲到了三元、五元,來這里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難所”到落腳點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臥的有四個女人。

  劉桂蘭是高低床的下鋪,她倚靠著墻坐在陰影里,身旁放著一只收音機,放著戲曲的調子。

  11月13日晚,熄燈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嘮嗑。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額頭留著兩縷黑色劉海,往后扎起的黑發間,顯出一小圈白色的發根,她今年77歲,是宿舍里眼下年紀最長的一位。

  她已經斷斷續續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這是劉桂蘭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落腳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債,兩個兒子出門學瓦匠和木工,女兒也在外地打工。十多畝的苞米地,苞米兩毛錢一斤,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幾個錢。

  莊里幾個女人進城打工回來時告訴她,城里有活兒干,能掙錢。她賣了家里的土房,還上一部分債,揣著幾十塊錢,收拾幾件舊衣裳去了吉林。

  50歲的何芳刷著手機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來打工,在附近一家飯店上早班,每天從早晨7點上到下午五點。

  65歲的鄭秀娟則用手機跟孫女視頻。她這一趟來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沒接到活兒。她個頭高,豐腴壯實,力氣大,“以前基本上沒愁過活兒,有時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兒”。

  這一趟鄭秀娟出來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來天,她的雙手十指被割出細細長長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縫兒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記。她休養了幾天才來找活兒。正趕上農忙結束,農村來掙錢的人多起來,“找活兒就難了”。

  裹著被子躺著的張清64歲,她頭發灰白,面色顯得暗黃,額頭上有幾道深深的褶皺。在幾個女人里,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凈身出戶”后孑然一身來到了這間宿舍。

  在老板孫二娘印象里,剛開店時,住客幾乎都是這樣的單身女人。她們多是被家暴后逃出來的,有人還帶著幾歲的孩子,“把這里當成了避難的地方”。

  孫二娘記得,剛來宿舍的女人幾乎都不說話,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淚。“沒有人問起傷心事,大家都明白,那個年代的人都很苦。”

  “雖然叫宿舍,其實就是個旅店。五六十歲的女人,地里沒活兒的時候,出來掙幾年錢,找活兒時上這兒住幾天。”

  新的住客來來往往,孫二娘很難記住她們每個人的樣貌。“現在來這兒住的都是農村來的沒錢的女人,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掙著錢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農村,離婚的女人也沒人說閑話,很快能開始新生活。”

  從啥都干到“挑活兒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鄭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擰開水龍頭,俯下頭張口接水,水流細小冰涼,快速“刷刷”幾下刷牙漱口,雙手捧水拍在臉上,狠搓幾下。然后從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門廳墻上掛著的大鏡子前,沾點水抹上前額的頭發,仔細往后捋順頭發,緊緊扎起。

  三兩下疊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圍巾,剛過6點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側身往外走。見孫二娘屋里亮起了燈,鄭秀娟對著玻璃窗小聲說,“今兒肯定能下戶干活了,不得來住。”

  昨天,家政中介給她介紹了一家保姆活兒,她要去那家看看情況。中介說,這家老人身體不錯,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務就成,要合適讓她趕緊上工。

  鄭秀娟在樓下小吃店喝了兩碗粥,中介還沒開門。十字路口零星站著等工的人,有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拿著硬紙板,寫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掃衛生”。

  吉林市勞動力市場舊址,招工小黑板前站著等工的女人?,F在家政服務成為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每天,鄭秀娟和二十幾個女工擠在這家中介的屋子里,從早晨七點,到下午六點,平均只有五、六個雇主來招工。這些天價錢壓得很低。1500元一個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搶不著的“俏活兒”。剩下的大多是照顧臥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兒重,工資開得卻比往年低幾百塊錢。

  傍晚天色暗下來,宿舍亮起燈,鄭秀娟背著鼓鼓的大包推門進來,圍巾胡亂裹住臉,頭發凌亂,臉凍得通紅,眉頭緊皺,對著門口小屋玻璃窗,聲音嘶啞,“二娘,今晚還住這兒。”

  對于鄭秀娟而言,沒活是沒接到好活。她們會挑活兒,待遇好、輕松的“俏活兒”難搶。

  但劉桂蘭、張清等早一批來宿舍的女人,她們幾乎沒有挑過活兒,“有什么活兒都去干”。

  劉桂蘭沒識幾個字,只能賣力氣,她干過工地上的活兒,挑磚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飯店打零工,刷一天碗,從早上4點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掙到十塊錢。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黃松甸摘木耳,她坐著摘四五個小時,鞋子都浸濕透,換雙襪子又回去繼續摘,干幾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藥店買了最便宜的消炎藥膏抹抹。

  歲數越來越大,對這些女人來說,找活兒時,首選都是保姆和飯店服務員。

  那時還沒有家政中介,起初,這些工作對年齡的要求并不嚴苛。特別是保姆活兒,六十多歲的女工照顧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見。

  眼下鄭秀娟明顯感覺到,六十多歲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兒,等活的時間越來越長。“一上65歲就更不好找了,24小時護理老人的活兒干不來了。”

  在醫院協助護士護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塊錢,包一餐飯。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好活”。但對女子宿舍的幾個人來說“醫院的活兒可不好干。”鄭秀娟就說她接不了護理病人的活兒,她沒上過學,識字不多,藥名都不認識,怕“誤事”。

  劉桂蘭在六十歲以后,頭發一點點白了,雇主一看便說年紀太大,招不了。為了顯得年輕,她學著宿舍里的人,買來兩塊錢一盒的染發膏。每過上幾個月,染黑的頭發里露出新長的白發,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樓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勞動力市場。早上三四點,找工的人就開始聚集,胡同里分成兩排,分別站滿挎著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著走就行”。

  2006年,勞動力市場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開了十幾家家政中介,雇主都與中介聯系。

  經歷過勞動力市場的劉桂蘭等人不喜歡現在的雇工模式。“我們那時候才300塊錢一個月,中介費得收50塊錢,來宿舍住一晚就得2塊錢,哪能剩下什么錢。”劉桂蘭說,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費,在胡同里站著等活兒,有時站一天,都見不到雇主來問,只能也找中介。

  而現在鄭秀娟干保姆,一般一個月都能有兩千多元。她們更愿意找中介,“第一個月收10%的費用,能管一年的介紹費,有的人干一兩個月,不合適了就回來,中介再給找”。

  現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證后,染頭發這一招也不管用了。劉桂蘭只能偶爾接到發傳單、清洗人參這些活兒,但今年清洗人參的活兒也被機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為了孩子

  劉桂蘭花了五年多時間還完家里的欠債。住宿和吃飯的開銷之外,她不會多花一毛錢。“能不買東西就不買”,攢下的錢都寄回老家給孩子,冬天時手和臉被凍傷皴裂,她花1塊錢買了一瓶雪花膏,后來換成更便宜的袋裝面霜,一次擠出黃豆大小抹在臉上。

  后來大兒子、小兒子結婚,劉桂蘭把攢下的錢都給了孩子。過了幾年,小兒子在一次干木工活時傷了手,她再一次感覺掙錢的壓力。

  劉桂蘭說,孫女長大、上學都需要花錢,她繼續打工,想著能補貼兒子一點是一點,“不覺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里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11月13日上午,77歲的劉桂蘭用酒精鍋做早飯。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在老家的六畝地租賃給了鄰居,現在每年收一千多塊錢,加上新農合每年的一千塊錢,勉強夠她在宿舍的食宿費。

  沒活兒的時候,她會到街上去撿些廢品,拾來的紙盒整齊疊好,收在床鋪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廢品站,幾毛錢一斤,能賣幾塊錢。

  她在上鋪床板夾縫里塞滿塑料袋,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時,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褲,出了門雨雪滲不進來,風吹著也不冷。

  外面的飯菜貴,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飯,用酒精鍋煮菜。床鋪下堆放著土豆、紅薯和一捆大蔥。上個月,她遛彎時在菜場看到土豆三毛錢一斤,個頭不小,比平時得便宜一半,她趕緊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孫二娘一起去,來回幾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鄭秀娟老伴身體不好,在農村伺候四十畝地,春秋農忙時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來宿舍住,鄭秀娟瞞著家里人。“現在農村的房子修得敞亮干凈,瓷磚地面擦得锃亮。要家里知道住這么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讓趕緊回家。”

  但住貴一點的旅店,她不舍得。比起她之前住過的一些廉價旅店,“這兒干凈一點,看著有點埋汰,其實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還有肥皂味兒。”

  再來找活時,她基本都住在這里。有時去雇主家干了兩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住一天找活,像“候鳥”一樣。

  鄭秀娟說,之前有一位70歲的女工,身體硬朗,但雇主一看身份證,年紀太大了,擔心磕磕碰碰,心里有負擔,自然更傾向年輕保姆。

  眼下她正在這個年齡坎兒上,“心里著急上火”。

  “孫子孫女都在讀書,兒子兒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說我不打工能行嗎?”六年前,鄭秀娟大兒子結婚,她和老伴給他們拿了20萬首付,在老家買了一棟樓房,裝修又花了快20萬,小兒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給他準備結婚和買房的錢。

  這些女人們幾乎抱著同樣的想法,年輕時打工養育孩子長大成人,攢錢為孩子買房、結婚,補貼家用,等到干不動的時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動了,就跟兒子過。”

  要不要找個伴

  在宿舍,她們并不避諱談及男女間的關系。

  大概十年前,孫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開了間男子宿舍,經常有男住客過來串門。

  幾天前,有一對在宿舍里湊成的男女來嘮嗑,倆人在一起時女人59歲,男人37歲。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個小男友”。

  還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個伴。孫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陽臺隔出了一間不到兩平方米的“夫妻間”,一張一米二的床占據了全部空間。李琴芳倆人住在這里一個多月了,每天的宿費是按兩人收,十塊錢。

  這樣的結伴生活在男女宿舍里不算少見。何芳語氣里不無羨慕,說起之前住客里有不少單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結婚了,聽說日子過得很好,慢慢與宿舍斷了聯系。

  女子宿舍一角。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在大家眼里,50歲的何芳還是找對象的年紀。有時覺得有對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開始飄雪。

  第二天下午,積雪沒過了腳踝。何芳的飯館打烊早,她從飯館打包了沒賣完的鹵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劉大力拎著兩瓶牛欄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劉桂蘭給切了兩根大蔥,孫二娘送了一盤烀紅薯過來。幾個人難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嘮嗑。

  李琴芳拿他們打趣,“劉哥沒歇過兩天,干活踏實,脾氣也好,你們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干脆在一起吧。” 劉桂蘭也起哄,“何芳才50歲,正合適找個人。”

  聽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劉大力直搖頭,何芳舉起杯子,“劉哥是我大哥。我現在就等我兒子結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張清說,她話少,聲音也小,望著床板沉默良久,從黑色塑料袋里又捻起一小撮煙草,用白色的煙紙卷起,靠著床頭的梯子抽紙煙,她在床桿處綁起一個鐵盒接煙灰,這是女子宿舍里唯一的“煙灰缸”。

  張清也曾找了個男人,是干活時候認識的,起初他也肯干活,在工地做小工,時間長了,遇著事便脾氣急躁,也會動手打人。后來,張清再不嘗試給自己找個伴,“離開他就不挨打了,苦過去就拉倒了,就熬過來了。”

  孫二娘起初并不看好這樣的結合,擔心男人騙女人的錢。但現在看李琴芳兩人感情穩定,她也在改變看法,覺得兩人“過得還很不錯,有個伴”。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

  在這間女子宿舍,孫二娘是絕對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孫二娘離了婚,從酒廠下崗后,在路口支了個煙攤,幾年后在這棟樓房里買了一套兩居室,打算留給18歲的兒子做婚房??粗夜ぷ鞯呐嗽絹碓蕉?,那時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遠,她想著干脆開一間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開了起來,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孫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來了1個人,第二晚6個,第三晚10個,很快住滿了。后來宿費漲到了兩元一晚,過幾年漲一塊錢,直到現在的5塊一晚。

  開了20多年旅店,她還是“摳門”得厲害。

  在宿舍,什么服務都明碼標價。燒一壺熱水1塊錢,用一次洗衣機2塊錢,帶鎖的柜子十塊錢一個月,給沒有棉襖穿的工人一件舊棉衣20塊錢。有時碰到有住客打包回來一些好菜,她會煮一鍋米飯,“要吃的給兩塊飯錢”。

  人一多,睡大通鋪難免會產生些摩擦,吵吵鬧鬧是宿舍的常態。特別是夏天,宿舍里沒有風扇,人挨著人更悶熱。有人東西亂放,有人說些閑言碎語,爭執起來誰都不愿讓步。這個時候,就需要孫二娘去主持公道。“吵什么,有這時間不如自己去找活兒。”孫二娘嗓門兒亮,宿舍里會瞬間安靜。

  每天熄燈前,孫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個收費。一張5塊錢或10塊錢的紙幣丟在床上,孫二娘拿起撫平。

  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潑辣女人,孫二娘常領著宿舍一幫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滿了一天也就四十來塊錢,可不得多干點活。”給新蓋好的大樓做清潔,二十多層樓,能干上好幾天;也去水泥廠種樹,大冬天給企業發傳單,最少時20塊錢一天,最多時一天能掙100塊錢。

  11月19日,旅店老板孫二娘在縫被褥。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宿舍里不管多大年紀都跟著去。天沒亮都興沖沖起來,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來,不太樂意。孫二娘趕緊說,都才“五十多,干農活顯老。”說了一籮筐好話,雇主才同意。

  干活兒時,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來女人們坐床上,孫二娘挨個給大家發工資。“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開支,沒有不樂呵呵的。”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遇到幾天沒上工的,交不上房費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點半熄燈啊,早點睡覺,明天早起干活。”

  有人接到中介電話,雇主臨時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囁嚅著問能不能退房錢。孫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錢,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來,再給我就行。”

  “她比誰都心軟,對我們有操不完的心。”劉桂蘭記得,隔天看見有招工,孫二娘跑進來,“這個活你去不去?別嫌錢少,不干一分錢都掙不著。”

  過了花甲之年,孫二娘的腰椎間盤突出和關節疼痛不再允許她接零活,她才停下來。她開始信佛,小屋里整日傳出佛經的聲音。

  在10年前和記者聊天時,孫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這個宿舍,把舊的床、褥子都換掉,墻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養上幾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這些心愿實際卻難以實現。又10年過去,這間老房子的地板和墻壁變得愈加黢黑斑駁。她數著很多難處,“沒有錢裝修,也怕停業了有些人沒地方去。”

  她嘗試做了一些改變。把被褥換了,附近小區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會送來宿舍,她會買來一些紅色、粉色的布縫上被套。

  她在窗臺養上了花,向劉桂蘭介紹每一盆的名字,劉桂蘭記不住,瞅見其中一盆開了五朵,就介紹給其他姐妹,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開到‘老得動不了’那一天”

  雖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實上,這些女人從沒有與這座城市真正相關。除了去打工的地點,她們幾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沒有主動去過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這座城市留給她們的回憶,都與打工相關。在吉林大街,她們為吉林市創建文明城市打掃過街道;吉林火車站新大廳,她們幾年前做過保潔;附近最大的商場開業時她們接了“當客人”的活兒,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進進出出就能掙錢。

  2006年,吉林市電視臺的記者戚小光來這間女子宿舍,拍攝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紀錄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體來進行了報道。

  孫二娘沒看過紀錄片視頻和關于宿舍的報道,她戴上眼鏡,用小手電筒照著手機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讀出來,“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抹布一樣的床單……哈哈”。

  “那時候大家確實也很苦。”她嘆氣。

  但這些報道還是讓這間宿舍得到了關注。有好心人給她們送來舊衣服,也有人堅持送一些常用藥品和饅頭。

  年初,劉桂蘭回了老家大兒子家過年,電視上放著疫情的新聞,她隔三差五給孫二娘打電話問能不能過來宿舍。

  這是二十多年來,劉桂蘭和兒女相聚最長的一段時間,她說,兒女孝順,每日炕燒得暖暖的,但她總擔心給他們添麻煩。到五月份,有姐妹打電話給她,疫情控制住了,她執意回了宿舍。

  劉桂蘭說,她們留下來的人,大多都是因為孫二娘才選擇住在這里,不知不覺把這間宿舍當成了家。“有人情味。這里沒有一個地方像家,卻給我們溫暖的感覺,心里頭都熱乎。”

  操勞半生的歲月還是在她們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記。她們幾乎都帶著一身的病痛走進暮年。

  劉桂蘭有高血壓,有時會感覺心臟不舒服,她不敢去醫院檢查,她想著,等到年紀再大一點,就讓兒子接她回家。張清走路時雙腿僵直,一彎曲能明顯感覺疼痛,她的腿上總是貼著幾片暖貼。

  不久前,宿舍里一位老姐妹被兒子接走,二十幾年的打工時光被收進一個塑料袋里,就是她的全部家當。前幾天,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兩晚,床鋪不夠長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對角線上,早上起來對劉桂蘭感嘆,“還是來這兒睡得更踏實。”

  張清已經沒有“家”可以回。離婚后,她與孩子聯系少,偶爾女兒打來電話,她說,“在這兒都好”。逢年過節,張清也留在宿舍里。孫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餃子,一個餃子半個拳頭大,得捧著吃。

  “在這兒熱鬧,自在。”張清說,她做好了在宿舍“養老”的準備,“干一天活,活一天,沒活就拉倒”。

  孫二娘說,要把宿舍開到她“老得動不了”的那一天。

  孫二娘的枕頭邊放著幾個筆記本,密密麻麻記滿名字和電話,有一本外殼掉了,紙張泛黃。她時不時翻一翻,看到名字時喃喃道,“她現在結婚了,過得挺好”、“她年紀很大了,要活著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會撥通這些電話。她說,“知道她們日子過得好就行,沒必要再聯系,打擾人。”

  有媒體打來電話想來采訪,她皺起眉頭,手機舉到嘴邊,“沒啥好拍的,現在情況都好了,都沒那么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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