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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的2020大盤點

2020-12-29 16:48:18  來源: 多數派   作者:后廚劉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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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0年的最后一周,多數派將陸續推出以“勞工”、“性別”和“科技”為主題的年度新聞大盤點,回望過去,立足腳下,展望未來。“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路,在何方?路,在前方,在腳下。

  一、新冠和洪水:災難中首當其沖的工人

  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在這一年經歷了疫情、洪水等多番磨難。上千萬農民工成為受沖擊最嚴重的的階層起起伏伏,處于中產的白領階層也未能幸免,他們經歷了降薪、凍薪甚至被解雇,有些人不得不下沉成為體力勞動者。2020對于“打工人”來說,是艱辛且痛苦的。

  2020的前半年,中國工廠遭受了大起大落,從疫情期間的復產復工難,到年中洪水侵襲丶國際疫情反彈丶國際訂單減少,為應對經營困難,裁員降低成本依然非常普遍,受到最嚴重影響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工階層。

  春節過后,上千萬農民工和服務人員返程后發現,受到疫情影響,餐館丶旅館和許多出口工廠幾乎沒有招工。有些工廠老板在放無薪假丶取消加班等策略用完后選擇裁員,令不少工人難以維持生計。雖然其后國內疫情受到控制,但是由于新冠病毒在國際間蔓延開來,令不少工廠因為盈利丶訂單的不確定性而趨向于使用減少招工丶增加勞動強度等策略,工人生計沒有獲得絲毫改善。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遍布全世界,雖然中國的國外訂單急劇減少,然而大量口罩廠的竄起吸納了不少閑散工人進入。但超強的體力勞動和安全培訓的缺乏,令工人疲憊不堪、危險叢生。“新工號51”,便報道了“比亞迪”的口罩工廠中,一名工友的手被口罩制作機碾碎。據稱,車間已經三個月無休,口罩車間從3月開始連續生產,直到6月中才有了一天休息。他們每天從早8點工作到晚8點,在這當中就有三名工友猝死。其后因為口罩行業競爭加劇,導致口罩價格利潤降低,一些基礎不穩固的工廠開始出現商品囤積和拖欠工資的情況。這些行業的波動最終還是轉嫁到了工人身上。

  今年夏季,中國南方多地發生洪水災害,農業和制造業繁盛的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受災極其嚴重。毫不意外,在洪水中遭受沖擊最大的仍然是中國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群體。網上廣傳很多視頻都能看到,農民辛苦數十載,用微薄收入在家鄉建造的小樓一瞬間被洪水沖走,全部家當化為泡影。經濟損失外,剛剛從新冠疫情沖擊中舒緩過來的工人們,又要再次為了保護自己的家業,急急返鄉沖上抗洪前線。而各地的女性勞動者則要在洪水之后,冒著危險清理積水堵塞丶處理垃圾和疾病問題。

  二、扶貧中的打工人:返鄉還是再外出

  那么來自貧困地區打工者們的家鄉又如何呢?自2013年習近平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的指示后,短短幾年的時間,一場自上而下、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精準扶貧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中國官方年底宣布,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這消息在主流媒體上引起了一陣狂歡,在這“人類減貧奇跡”的斷言下,現有政策的持續性以及扶貧政策的結構性困境卻少有提及。

打工人的2020大盤點-激流網

  《多數派》曾經寫過關于因為扶貧政策返鄉再離鄉的農民工大億的故事。

  83年生人的大億來自貴州銅仁,外出打工已有18年“家中資產卻從沒超過四位數”。2017年,在A廠重復熨燙、打包、鉆圖制作、查貨、剪線、釘扣工作六年的他決定借著扶貧項目回鄉??墒撬丶液髤s發現并非那么美好:一沒關系二沒創業經驗的他難以拿到政府項目資助,不得已只能加入現有的合作社。旅游合作社有著村內干部的勢力盤踞,大億只能打零工一樣參與到農民表演隊中;而油茶合作社則是由浙江老板引進的項目,大億做的不過是原料供應者,利潤歸老板,風險卻由他自己承擔。最后,合作社連當初承諾的補貼也沒有兌現。不得已,大億再次回到A廠,他存折里的錢,“都還固執地保持在8000多元”。

  中國農業大學李小云教授認為,精準扶貧總體上仍延續80年代以來中國扶貧工作依靠“開發推動減貧”的一貫做法。然而在國家主導的扶貧資源的分配層面,對像大億一樣千千萬萬的普通貧困戶而言,想要憑借一己之力獲得扶貧資源和項目,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資源和項目往往被當地的政治或經濟精英所攫取。如此一來,本就身處農村社會底層的貧困戶,在扶貧資源的信息獲取、項目參與、利益分享等多個方面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

  其次,當產業扶貧是以犧牲貧困者(小農或城市貧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前提的市場化手段進行時,永久脫貧是不可能的。對那些被轉化為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力的貧困戶來說,雖然在絕對收入上超過了國家設定的貧困線,但實際收入卻僅僅能維持當下家庭生活的基本開銷和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幾乎沒有機會和能力在這一代和下一代實現生活條件的實質性改善和階層的躍升。

  三、外賣員與快遞員的掙扎

  工人們仍然需要在城市中尋找新機會。當下接納低學歷、低技能的工人的工作不多,除了普工,他們還能選擇的不過是外賣員、快遞員等職業。這些工作的相似之處是,都難以獲得晉升空間。即便如此,很多打了十多年工的人仍躍躍欲試,在前些年快遞業“神話”的渲染之下“搞點錢買電動車跑外賣,自由些,進廠太壓抑”。

  然而《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卻清清楚楚告訴我們由資本操控的平臺算法,早已經將外賣員牢牢鎖死在了被資本家剝削的生產鏈條之中,時間、路線和薪資都是不自由的。在巨大的罰款壓力之下,騎手們不得不逆行闖紅燈、超速駕駛、事故頻發卻沒有保障。

打工人的2020大盤點-激流網

  而快遞員的狀況同樣令人堪憂。今年雙十一消費狂歡中破紀錄的成交額背后,幾大快遞平臺不斷惡性競爭,派件量不斷上漲、派送費卻越降越低。平臺對快遞員的不合理罰款層出不窮,派送網點欠薪跑路時有發生。據中國勞工通訊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快遞行業的抗議事件至少30多起?!抖鄶蹬伞穼戇^快遞員小南不僅不能“多勞多得”,反而遇到了“越干越沒錢”的生存困境,在深圳做快遞員的小南,被快遞公司拖欠工資數個月,更被站點罰款。更難的是,他在申請勞動仲裁的時候舉步維艱。收集證據、當下的經濟壓力、漫長的維權路搞得他焦頭爛額。

  另一邊,躥升的菜鳥驛站也在蠶食快遞員的派件收入,每件派件費從過去的一塊多已經降到了幾毛錢。而更大的問題是快遞員無法完成上門送貨,導致客戶和快遞員的矛盾升級??爝f業的價格戰仍然在燃燒,導致廉價的商品和服務層出不窮。當消費者維護權益的正當措施往往會被描述成對快遞員的不道德行為,快遞企業卻小心翼翼躲在了快遞員的背后編織著美好的消費神話??爝f業的最后一公里,變得越來越難行。

  四、零散工:共享員工與特殊工時

  受疫情影響,許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沖擊,打零工成為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收入來源。一份就業門檻相對較低、進出靈活自主的工作成了不少人維持生計的權宜之計。有健身教練去送外賣、被減薪的白領開起網約車、而工廠工人轉去送快遞。然而打零工這種新就業形態,打破了雇主與勞動者的傳統用工關系,對目前已有的勞動、用工、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零工經濟”在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剝奪了一些雇員的職業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時簽訂的并不是正式勞動合同,不利于自身權利的保護。

  而今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人社部“共享員工”文件和深圳“特殊工時制度”對未來工人權利所造成的影響。人社部9月發布《關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導和服務的通知》文件,對疫情期間多跨行業多企業間采取的“共享用工”模式進行了法律上的認可和實踐上的背書。所謂“共享用工”,是指企業間的員工調配。其中制造業、服務業等低技能的一線勞動者在其中有更多的參與,這些崗位工作性質比較簡單,經短暫培訓能夠快速上崗,是企業眼中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共享”的工種。但是共享制度在其中涉及保險、福利等一系列復雜的勞資關系,“與勞動者協商”的共享模式在實踐中幾乎等于將工人拋棄在了保護之外,一旦發生糾紛,勞動者必然會被置于相對弱勢的一方。

  繼共享用工新策之后,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改革試點方案出爐,方案表示,“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允許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所需要特殊工時管理制度”。一時之間,關于996將合法了,007還會遠嗎?的討論甚囂塵上。因為采用綜合工時后工人加班費和收入大量縮水,休息休假權嚴重受侵犯,連續工作24小時或數天亦是合法?;鶎觿趧诱邔⒚媾R過勞傷害和收入銳減的雙重危機。

  “特殊工時制度”的實質是要為日趨普遍化的“零工經濟”開道,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實驗田、先鋒地”,原本就是各大“996福報”公司的集中地,“特殊工時制度”將原本在這些公司已經廣泛采用的“不(9)定(9)時(6)工作制度”進一步推廣到其他行業,使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在實際上成為“零工”,讓資本可以予取予求,用完即棄。

打工人的2020大盤點-激流網

  五、從社畜到打工人: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合流

  屬于勞動者的網絡熱詞每隔些日子便會生發出不少,例如程序員之類腦力工作者自我矮化的“搬磚”,從日本舶來的“社畜”則廣泛用在公司白領的話語之中。而今年“打工人”這個樸實無華詞匯則成為了部分腦力體力全體勞動者共同的自我代稱,這種稱呼的合流在今年顯得意味深長。

  比特幣開始興盛之時,“挖礦”“搬磚”這些詞匯經常被程序員和炒幣者使用,前者是以計算機消耗電能的方式獲得比特幣、后者則是通過比特幣價差獲利。隨著參與者變多,相應利潤也越變越少。這兩個詞匯就被腦力勞動者逐漸演變成在電腦前花費時間精力的代名詞。而社畜則源自于日文漢字中的“會社”和“家畜”的簡稱,簡言之就是“公司的牲畜”,指的是一些為公司放棄自我生活的勞動者,多用于日本公司員工的自嘲。對于沉浸在996生活中的中國白領,社畜這個詞用起來也沒有絲毫的違和感。

  而打工人的興起,是將過去打工仔、打工妹這些有著些許工作不安定、工種相對低端的頭銜被抹平約化為了“打工人”。相較其他,打工人三個字不分性別、地域、年齡,最重要的是不分工種和階層的使用,曾經那些白領或者腦力勞動者已經拋棄用自嘲來做最后的掙扎,在這個詞的使用上已經和體力勞動者沒有了分別,大部分人都開始意識到自己不過是給老板干活的“打工人”而已。

  一場疫情揭示了無數老板們自私的嘴臉,也剝奪了白領腦力勞動者最后的尊嚴,正如前面提及的,有健身教練去送外賣、白領去做網約車?!?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疫情期間,白領們經歷薪資縮水問題最為普遍,占比達37.34%,還有30.68%的受訪白領在疫情中遭受裁員。值得注意的是,年齡越長的白領,在疫情中遭裁員的占比也越高,近4成70后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職位和薪金已被公司“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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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種“優化”玩的最好的,就是華為。早在幾年前該公司就開始有系統大規模的辭退35歲以上員工。今年10月,廣東高院駁回了前華為員工曾夢狀告華為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金等的申請。40歲的曾夢曾在2012年入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2018年5月,華為公司以曾夢曠工三日為由將他解聘。

  而此案的另一個爭議焦點為,法院判定曾夢手寫的《成為奮斗者承諾書》有效。這份臭名昭著的《承諾書》,作為前面提及“特殊工時”的先行者,主要內容是:承諾人為獲得分享公司長期發展收益的機會,愿意長期艱苦奮斗,努力工作。承諾人承諾自愿成為奮斗者,自愿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及帶薪年休假工資。即使離職,無權也不會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帶薪年休假工資。——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違反法定基準和侵犯勞動者合法權利的協議,竟被堂而皇之的被法院接納了。

  事實上,近年很多網絡公司將996視為不成文規定或者天經地義,對員工的壓榨甚至到了荒謬境地。前兩月亦爆出多家互聯網企業疑似監察或壓榨員工去廁所的時間。其中,有報道指快手在一個廁格門口安裝了一個計時器。通過這個計時器,廁格外的人不但可以知道內里有沒有人,甚至還能夠知道里面的人已進去多久。

  有人降薪失業;有人被迫無償加班;困于戶口、住房、教育、醫療,在壓榨和剝削之下,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中正在逐漸消融。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最終不過都是勞動力的不同分型,本質上都是不掌握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所謂“打工人”的成為便是相同階層勞動者意識覺醒的第一步。另外,隨著大學畢業生失業浪潮的到來,腦力無產者和體力無產者或將出現合流的趨勢,而其后的階級抗爭也必然出現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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