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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誕辰日公知假意歌頌某人、極端拔高“平反”,暗放了何種毒箭?

2021-01-21 11:54:23  來源: 淮左徐郎   作者: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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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2020年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127歲誕辰,全國人民深情懷念他老人家的偉大歷史功勛。而此時此刻,一位署名向正國的人,對此很看不順眼,偏要選在這一天,不顧胡的生日已經過了一個半月,推出題為《他105歲,怎能忘記?》一文(以下簡稱《向文》)在網上輾轉發出。此文借紀念胡的生日暗放毒箭,“虛無”前三十年,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不可不剖析清楚,還歷史以公道。

  (一)

  《向文》頭一段就只一句話:“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但卻是全文主題,乃點睛之筆。

  這里說的是:“有的人”,“死了就死了,人民把他決心忘一干二凈”;而“他”,雖人死了,卻“還活著”。

  這個永遠“活著”的“他”,就是胡,不言自明。

  那么,這個“死了就死了”、并且“人民把他決心忘一干二凈”的“有的人”,又是指誰呢?

  中國公知精英,精明超人。他們選在毛主席誕辰發這樣的話,我無須明說,您卻一看自明,一想更清!

  《向文》就這樣借胡生日開始了他暗放毒箭的計劃!

  (二)

  《向文》究竟是怎么論證“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的呢?

  原來,這不是別的什么,全部奧秘就在“這組數據”里頭。這就是《向文》說的:“這個人的這組數據,將被歷史記住”。

  從明里看,“這個人的這組數據,將被歷史記住”,他人不在了,但“還活著。”

  往深處想,“這個人的這組數據”背后的原由,歷史也將記住……

  中國公知真是精明到家!

  其實,所謂“他的這組數據”,也就是他從1977年10月到1980年期間,平反冤假錯案的6方面數據,諸如為55萬右派分子改正平反,為“四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為“叛徒集團”平反等等。大家耳熟能詳。

  無庸置疑,文革結束之后,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必要的,正確的,天公地道。

  而問題在于,《向文》記念胡的生日究竟緬懷他的是什么?又另塞進了什么?從中“意味”出什么?特別是由此作出的“結論”是什么?

  先看,《向文》記念胡的什么。

  眾所周知,前幾年總書記在胡誕辰100周年座談會講話指出,我們緬懷他的,是他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而《向文》卻宣稱,胡“60年的革命生涯”,唯有平反冤假錯案的短暫3年,“將被歷史記住”,其他57年呢?歷史先生說:對不起了。

  這就讓人莫名其妙,《向文》如此極度重視記念胡的生日,為什么既不緬懷他12歲就投身毛主席發動的秋收起義,在艱苦卓絕的民主革命中起過重要作用,也不記念他建國后在團中央艱苦奮斗,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甚至他任總書記期間協助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也給忘卻了?

  并不是公知揪住一點,不顧其余,這顯然是《向文》精心選擇和精明謀劃的結果。須知,“有用就是真理”!

  再看,《向文》在“這組數據”里頭另塞進了什么?“意味”出什么?

  就拿為“四類分子”摘帽“這組數據”來說:

  經查,1979年1月29《中共中央關于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原本是說“考慮到我國農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后,地主富農已經經過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勞動改造,他們中絕大多數已經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中央決定:

  “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

  對至今確實沒有改造好的極少數地、富、反、壞分子,要繼續加強監督和改造,并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什么時候改造好了,什么時候就摘掉他們的帽子。”

  可見,中央《決定》“一律摘掉帽子”是有界限的,有條件的,有范圍的。而《這文》卻說什么中央是無條件地“為‘土改’以來的‘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一律摘掉帽子”,這豈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把那些頑固堅持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至今沒有改造好“四類分子”,特別是反革命分子也一律摘掉帽子?這究竟意欲何為呢?

  此外,中央決定摘掉“四類分子”帽子,同毛主席一貫方針政策,原本是一脈相承的。

  誰都知道,毛主席對“四類分子”的政策,盡管一方面,確是對他們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則是著力于讓他們經過長期勞動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1963年5月,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浙江省社教工作隊在諸暨縣楓橋區(即今諸暨市楓橋鎮),創造了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開展說理斗爭,沒有打人,更沒有捕人,就把那些認為非捕不可的“四類分子”制服好了的經驗。同年10月,公安部領導來浙江調研,發現了楓橋“沒有捕人”的經驗,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肯定地說:“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并指示要好好進行總結。據此,公安部派出調查組趕赴楓橋,在調查核實后,起草了《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其主要精神是“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11月22日,毛主席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據此,中央兩次向全國批轉了“楓橋經驗”。“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的一面旗幟。1964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依靠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為新人的指示》,進一步把“楓橋經驗”推向全國。文革剛結束,楓橋在全國率先給“四類分子”摘帽。1979年1月,中央正式發出關于為“四類分子”摘帽的決定。

  可見,中央決定“摘帽”,是土改以來黨和政府堅持對“四類分子”通過長期勞動改造成新人的結果,水到渠成,前后相繼?!断蛭摹酚彩前讯吒盍验_來,對立起來,只能是別有用心。

  另外,更有甚者,毛主席無論是建國前的戰爭年代,還是建國后的革命建設時期,對待地富反壞子女的一貫方針,始終是“有成分論,但又不是唯成分論,重在表現。”

  中央摘帽決定也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說的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僅此而已,其他甚么,一點也沒有。

  然而,《向文》卻抓住中央摘帽一事,大作文章,盡其所能地唯心,“油炸好了,還點醬油”,竟然說什么中央為“四類分子”摘帽,“意味著全國數千萬公民以及他們的上億親屬不再貶為“賤民”,打入另冊。僅在農村,就有440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帽子。”

  這到底是怎么“意味”出呢?

  須知,文革前全國人口總數才9.4543億人,單單“四類分子”一項,竟就有“數千萬公民以及他們的上億親屬”,統統“被貶為‘賤民’,打入另冊”!這難道不是在惡毒咒罵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株連九族”,“暗無天日”,比國民黨還壞?

  只不過,這是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造謠!

  好在,世界上的事物是客觀實在,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謊言重復千遍就會變成真理”,那也只能騙人于一時。

  公道自在人心。

  再要看,《向文》從“他的這組數據”得出了的結論又是什么。他所暗放的毒箭,“毒”就集中在這里。

  《向文》說:“正是胡的這種道德、勇氣和歷史的擔當,在短短幾年之間,才有了翻天復(應為“覆”——引更正)地的巨大變化”,“把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幾乎重新打造了一遍。”

  那么,“他的這組數據”究竟是怎么個“翻天覆地”法呢?究竟是“翻”的什么“天”?“覆”的什么“地”?

  眾所周知,前三十年共和國的“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是寫入憲法了的,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所謂“幾乎重新打造了一遍”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這就是《向文》說的:“這是一項國家走向公民社會的壯舉,這是人性回歸善良的開端,這是開啟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揚眉吐氣的日子!”

  這個結論,要點有三:

  1、“這是一個國家走向公民社會的壯舉!”

  這是問題的關鍵。它是什么意思?

  這顯然是說,“他的這組數據”,“翻”了此前社會主義之“天”,“覆”了之前社會主義的“地”,從而使中國“走向公民社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壯舉”!。

  那么,在“壯舉”之前,我國的社會主義也就盡在不言中了!

  2、“這是人性回歸善良的開端!”

  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顯然是說,只有“壯舉”出了“公民社會”,才是中國“人性回歸善良的開端”。

  那么,在“開端”之前,毛澤東時代的所謂“人性”又是如之何呢?自然可想而知了!

  3、“這是開啟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揚眉吐氣的日子!”

  這又是什么意思呢?

  這顯然是說,這組數據“壯舉”出來的“公民社會”,美勝于畫,“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揚眉吐氣”!

  那么,在“開啟”之先,前三十年又是什么情景,也就不言自明了!

  總而言之,《向文》這是嚴重違背了總書記所提的“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就這樣如此這般,《向文》主題看似是贊揚的“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實際上,對“死了就死了”、并且“人民把他決心忘一干二凈”的那個人的痛恨和咒怨,也就已躍然紙上了!

  由此可見,《向文》借記念胡生日暗放出毒箭,污蔑中國的社會主義要不得,糟透了;“人性”惡毒;只有獨裁,只有專制,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大家不能“自由呼吸、揚眉吐氣”。只有“他的這組數據”才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從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走向公民社會”。

  公知們這是借歌頌胡的那三年成績(實際是公知為達目的歪曲歷史、別有用心),以“走向公民社會”之名,行全盤西化改革、讓中國走資本主義的改旗易幟道文之實。(下文會進一步展開論述)

  試問《向文》:

  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推翻壓長期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從此就真正“站起來了”,這不“揚眉吐氣”?

  中國五億多農民,經過《向文》那個打引號的“土改”,每個人都分得了土地,圓了幾千年的美夢,從此再了不受封建地主階級殘酷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這不“揚眉吐氣”?

  中國廣大工人,砸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鎖鏈”,成了領導階級,再了不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這不是“自由呼吸、揚眉吐氣”?

  中國人民敢于“抗美援朝”,打敗美國為頭的16國“聯合國”侵略軍,迫使美國第一次在沒能打贏的戰爭簽訂和約,這不是中國人民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三)

  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美妙無比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什么個東西呢?它怎能取代前三十年奠定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

  《向文》對此并未展開,好在10年前原南京大學副校長、中文系教授董健在《炎黃春秋》上發表題為《個人主義與公民社會》大作,對此作了充分的說明、詮釋。

  這個好得不得了“公民社會”,原來就是:

  第一,公民社會的理論基礎是個人主義。

  董教授說:“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社會就是臣民社會”,

  “一切人的關系都是一個臣服的關系”。而在公民社會里“就取消了‘臣服’”。

  “個人主義是現代公民社會之政治倫理、道德倫理的文化價值的基礎”。

  “但在我國,個人主義長期遭到否定和批判。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國民黨當權到共產黨主政都批判個人主義,都是黨國至上”。

  他說:“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個人主義也是被完全否定的,我這個年紀的人是在聲討個人主義,處處防御個人主義中長大的。”在我1949年接受的教育當中,個人主義就是個壞東西。1957年反右派后,“周揚說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多么可怕啊,是萬惡之源!”這就是傳統的臣民社會。

  殊不知,“否定了個人主義,只承認集體主義,使個人完全失去自覺,人人成了‘馴服工具’”。

  而現代公民社會,則是“承認‘個人’本位的高度尊嚴和不可動搖性,便是建立這種理念的首要前提。”

  “兩種社會的區別關鍵在于‘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人權第一、個人本位、尊重個人價值,這是公民社會;君權第一、個人臣服、不看重重個人價值,這是臣民社會。”

  第二、所謂“現代公民社會”說到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別名

  董健說:“什么是公民社會呢?公民社會是現代社會。在西方,真正的公民社會是18世紀啟蒙運動之后興起的,現代公民社會由此而生。”

  這位董教授直白“公民社會”就是西方“現代社會”,他把它吹得天花亂墜。說什么:“在公民社會里取消了‘臣服’,沒有臣服關系,不管哪一級對哪一級,都沒有臣服關系。整個國家機器在按照民主和法制運轉。老百姓不用對政府‘臣服’。政府是為老百姓服務的……老百姓納稅人是主人。這就是公民社會。”

  這種“現代公民社會”,承認“每個人生下來就有他的權利,是天賦人權”,承認每一個人不僅有生存的權利,而且有言論的、思想的、政治的權利,確認‘個人本位’”。“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些都是建立在現代公民社會的價值支撐。”

  因之,“公民社會是通過非暴力、民主的方式來進行權力轉換,以后掌權的人就不會用權力來維護自己的政權。”他甚至搬出臺灣作為“民主選舉”的樣板,說什么陳水扁當選“總統”,誠如楊慎之說的,“這件事情本身是從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歷史上未曾有過的一個大轉折”。“什么轉折?就是通過非暴力手段,通過民主和理性把權力進行交接。”所以,“掌權的人就不會用暴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力。”

  原來,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二千多年歷史上,只有國民黨被趕到臺灣后,把臣民社會留在大陸,到臺灣后,“走向了公民社會”,實行兩黨制,“民主選舉”,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從未有過的大轉折”!

  只是,不管西方的“現代公民社會”也好,還是臺灣的“現代公民社會”也罷,說到底,也無非是資本主義的別名而已!

  第三,鼓吹“公民社會”意在否定社會主義。

  董健別有用心地把建國后“共產黨主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同“國民黨當權”的法西斯專政社會,乃至同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社會”,完全等同起來,混為一談,都是“臣民社會”,專制統治。這就是他所說的:“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社會就是臣民社會”;“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國民黨當權到共產黨主政,都是批判個人主義,都是黨國至上”,都是專制主義,臣民社會,不是公民社會。

  這位原南京大學副校長、教授董健對毛主席堅持“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反感極了。武裝奪取政權,勢必造成“共產黨主政”,成了一黨專制。絕無公民社會可言。

  他是這么說:“共產黨從國民黨手里把權力奪過來,是通過戰爭打下來的。就是‘四人幫’掌權被推翻,都是通過‘小暴力’,不通過暴力抓不起來。……在臣民社會,我用暴力把你打倒,奪取了這個權力,我掌權者本人就缺乏安全,我老想著你會不會用暴力推翻我,所以我就用暴力維護我的權力。毛澤東推翻了國民黨,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生怕有人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他動輒說我還是想要去井岡山打游擊。暴力取得的權力往往用暴力維持,而暴力維持的社會絕無公民社會可言。”

  董健公然污蔑,“共產黨主政”是“獨裁政權”,讓全中國人“工具化、非人化、奴隸化”,甚至成了他們“暴力奪取和維護獨裁政權的炮灰”。他說:這種“共產黨主政”的“臣民社會完全沒有‘個人’的地位,所有的人在統治者心目中都是工具化、非人化、奴隸化的,都是他們暴力奪取和維護獨裁政權的炮灰。中共一位元帥曾經說過:‘我打仗就是往鍋底下填柴火。’填的柴火就是士兵!”

  這種對我國人民和革命先烈的莫大污蔑,視可忍,熟不可忍!

  董教授還對我黨我國實行民主集中制,倡導革命集體主義很不以為然,憤憤不平。說什么:每一個人的生存權、言論的、思想的、政治的權利,“不立建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人的自由不是空洞的嗎”?“否定了個人主義,只承認集體主義,使個人完全失去自覺,人人成了‘馴服工具’”。他還譏諷我國來自邊遠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大代表,“完全不懂作為人大代表應有的權利和義務。他是‘臣民’,不是公民。”甚至,對文藝作品中歌頌黨的歌詞都耿耿于懷。他說,《唱支山歌給黨聽》中“黨的光輝照我心”,“母親滋養了我的肉體”,那是說“我的精神是靠黨管的,都缺乏一種精神上的獨立性,而強調了一種精神上的依附性!”

  其實,這種“公民社會”只不過是西方世界和平演變中國的陷井。難怪,向正國和董健這類公知,對社會主義是那么不歡迎、那么不高興、那么反感,而對美式“公民社會”、資本主義又是那么迷信、那么執著、那么“臣服”,原來是里應外合!

  毛主席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么企圖阻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必將取得勝利。”《向文》借記念胡生日,極端拔高他那三年的“貢獻”,實則暗放毒箭,詆毀、虛無共和國前三十年,反馬、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妄圖用所謂“公民社會”取代社會主義社會,這就只能是逆社會發展規律而動!

  只是,不要忘記“蔑視辯證法不能不受懲罰”!

  (2021年1月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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