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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為何毛澤東卻說他不是右派是朋友

2021-01-18 15:26:26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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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40年代末,張奚若在清華園書房中。圖/受訪者提供

  晚年張奚若

  本刊記者/宋春丹

  2001年6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辭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告別會上,回憶起1947年在清華求學時的情形。他說,當年很喜歡聽朱自清先生講話,也很喜歡去張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聽張先生縱論天下,大罵國民黨,自己的信仰就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

  張奚若之子、后曾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張文樸同一時間也在清華大學學習,不過讀的是歷史系,與電機系的朱镕基并不相識。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張文樸先后在外交部美大司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有幾次陪朱镕基見外賓,提前去匯報,按慣例要先自報姓名和部門,朱镕基說,當然知道你張文樸是誰。

  張文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一直覺得來日方長,而且每天在家都能聽到父親的言論,結果他沒有聽過父親的一節課和一次演講,這成為他無法彌補的遺憾。

  上世紀60年代初,張奚若的很多好友都入了黨,家人也勸他考慮入黨,都被他以“難以達標”為由婉拒。張文樸覺得,以無黨派人士身份終此一生,也許更符合父親的性格。

  活躍于政壇的“無黨派民主人士”

  新中國成立初期,張奚若活躍在政壇上。

  廣為人知的是,在他的建言下,新中國的國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去掉了原來擬議的“民主”或“民主主義”等字樣。討論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時,有人認為時代變了,至少歌詞要改一下,他以法國馬賽曲為例,強調保留革命戰爭時期的歌詞有助于激勵后人。

  國史大家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說,張奚若曾經和毛澤東有一次長談,力勸不要出兵朝鮮。但張文樸覺得這不可能,張奚若和毛澤東的關系沒有深到能徹夜長談,他也不能隨便進中南海。不過他有次去城里開會回來確實憂心忡忡,對張文樸說:那是別人的baby,為什么要我們出兵?

  1952年院系調整時,清華的文科和理科要被調出,一批教授認為這樣清華要被“肢解”,非常擔心和不滿。張奚若當時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依然在清華政治系擔任教授,錢偉長、錢三強、費孝通、屠守鍔等來找他,希望他向中央陳情。張奚若轉達后,周恩來專門找他談話,解釋院系調整是為了加快培養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人才,而這是舊體制做不到的。此后,他未再堅持。

  這次院系調整,張奚若的“星期六聚會”的老友們都受到了很大影響。

  這個聚會是金岳霖30年代在位于北平北總布胡同的家中組織的,經常參加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張奚若夫婦、陶孟和夫婦、周培源夫婦,還有陳岱孫、鄧以蟄、錢端升、李濟等。這些人多是清華教授,幾乎人人都有留學歐美經歷。聚會總是從議論時局開始,但更多的是談論文學藝術等,鄧稼先之父、美學家鄧以蜇是后一類話題的主講人,有時還帶些字畫去供大家欣賞。

  抗戰爆發后,老友們又一起輾轉昆明。

  金岳霖是張奚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也是他交往時間最長的好友,當年張文樸叫金岳霖“金爸”。張奚若曾推薦張文樸讀金岳霖用英文寫的一篇哲學論文,開頭一句是:如果中國哲學是入世的,西方哲學是出世的,則印度哲學是來世(otherworldly)的。張奚若說中國人用英文寫東西,譴詞造句如此精妙是少有的。

  在昆明時,張奚若是西南聯大政治系主任、國民參政會代表。1940年夏他去重慶開會,把張文樸和弟弟“寄放”在西山腳下昆明湖邊的“周爸”周培源家。這位給愛因斯坦做過助手的洋派物理學家每天早上要赤腳走過棧道,用一對大木桶挑水回家,既為食用,也為飲馬。那時他養了一匹叫“華龍”的云南馬駒,策馬來校上課成了西南聯大的一幕奇景。

  “梁阿姨”林徽因每次來張奚若家,臨走時總是叫著張文樸的小名,讓他幫著把一張順墻放的單人床豎過來放,認為這樣才比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張奚若就立刻叫張文樸把床恢復原狀,顯然認為靠墻放更省空間。如此來回數次,讓孩子們忍俊不禁。

  抗戰勝利之后,“星期六聚會”的成員多回歸清華園,1949年后又幾乎都留在了大陸。

  院系調整后,金岳霖和鄧以蟄隨清華大學哲學系調到北京大學,周培源隨清華物理系去了北大,陳岱孫隨清華經濟系去了中央財經學院,錢端升隨北大法學院去了新創辦的北京政法學院,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然留在了清華,但一手創建的綜合性的營建系改成了純工科的建筑系。

  1952年11月,張奚若離開了任教23年的清華大學(他所在的政治系已并入北大),接替馬敘倫,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他的工資待遇定為相當于國務院副總理的行政三級,家搬進了中南海東側北長街一處獨門深院。除專車司機外,還有一名警衛員長駐。

  張奚若還兼任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他從1949年開始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1973年去世。

  新中國成立初期,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同中國沒有建交,外交學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民間形式與這些國家開展交往。作為黨外人士,張奚若很少參與決策,平時也不用去坐班,從事的基本是禮賓性質的工作。但他臨事以敬,對外事工作很投入,每有活動總是認真聽介紹、看文件,做好準備。

  1954年至1964年在外交學會擔任英文翻譯、后擔任了聯合國副秘書長的金永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報紙上每次報道出席重大活動的政要,八大民主黨派領導人之后,最后一個必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

  “有名的炮手”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并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

  在5月13日的座談會上,張奚若分析了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他分析宗派主義時說,解放之初,一些黨員認為天下是自己打下的,對黨外人士覺得賞一碗飯、給你官做就不錯了,你還怎么樣?說得透徹點,這只是為了團結,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況你也并不高明。對群眾有時候也是人民群眾長人民群眾短,但也不過是口頭禪罷了。

  他對“三大主義”的批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5月15日,他再次發言,重點談到了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將其概括為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由于性格耿直、經常對社會問題發聲,張奚若曾被好友徐志摩稱為“有名的炮手”。

  1941年3月的一次國民參政會上,“財政部”的報告稱中國沒有通貨膨帳,經濟狀況良好。張奚若諷刺說:那看要用什么標準來衡量,如果到陰溝里都能找到票子才算通貨膨脹,那的確還沒有。接著,又逐條質詢報告。主持會議的蔣介石長時間按鈴制止他繼續發言,他堅持把話說完,從此拒絕再去開會,并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張奚若(中)與金岳霖(左)、徐志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1943年冬,他發表《中國憲政問題》的演講,公開抨擊國民黨政府。他說,憲政的目的是法治與民治,尤其是民治。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國民黨把人民當阿斗,實行“訓政”,訓了多少年。“如果真要有誠意實行憲政,那首先就要結束‘訓政’,也就是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1947年,他在報刊發表《談時局》,寫道:在這個政府垮臺后,政治是否上軌道,雖然不容易說,但在這個政府垮臺以前,政治絕無好轉希望,卻是無法避免的結論。

  1947年11月25日,清華政治系舉行“中國政治前途”座談會。張奚若在座談會上預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后,將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面對聽眾的疑問,他說,天地間沒有絕對完美的事情,在每個歷史階段我們只能盡到自己的歷史任務,將來有問題發生的話,那時候自然有辦法解決。

  張文樸認為,張奚若1957年的十六字批評主要是由北京的建設引起的。

  與梁思成、林徽因一樣,張奚若對北京的古都風貌有一種頑固的執著。他曾把北京與巴黎類比,認為二者之所以可愛宜人,是因為它們都兼有中古與現代這兩種元素。他認為故宮是莊嚴與美的理想結合,世所罕見。他反對拆城墻、拆牌樓,特別是反對拆原來天安門東西兩側的“三座門”。有人說“三座門”曾釀成交通事故造成死傷,有民憤,必須拆除,張奚若當著周恩來的面反駁說:“北京市的車禍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樓的地方?出了車禍,應由死的牌樓負責,還是應由活的人負責?”彭真在一次會上曾不點名地批評他“迷戀過去,食古不化”。張文樸認為,正是由于這種尖銳的爭論使張奚若憋了一口氣,后兩句話也可以說是對彭真此言的回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后的“反右”運動中相當多的民主人士被劃為右派分子,但張奚若卻安然無事。

  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在場的張奚若作了不點名的嚴厲批判,但申明:“說這些話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在這次會上,張奚若做了檢討性發言,解釋了他對政策產生抵觸的原委,這個發言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認可。毛澤東表示,不是舊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島這個城市就勝過開封、洛陽。對此,張奚若并不完全服氣,他對張文樸說:“談到這個,那是我看得多,還是他看得多?”

  民革中央的陳銘樞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典”的類似批評,被劃為了右派。為什么張奚若沒被劃成右派,成了長久以來的一個謎。有人說是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不過張文樸覺得,周恩來不久前才因“反冒進”被批,自身處境已很困難,還能保張奚若嗎?后來又有看材料多的老前輩告訴他,是鄧小平起了保護作用,對此他就無從判斷了。他覺得,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父親向來不拉幫結派的風格幫了他。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當時張奚若只和陳叔通一人來往較多,也從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體,可算一個“單干戶”。

  受到批判后,張奚若深居簡出,閉門謝客,還一度想辭官。周恩來上門探視了他。1958年2月,張奚若被免去了教育部長職務,卻又被任命為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直到“文革”期間這一機構被撤銷為止。

  “奚老”

  1959年10月,在外交學院西班牙語專業學習的湯銘新被外交學會借調去接待來訪的烏拉圭議會代表團,第一次見到了張奚若。1960年4月,他又被借調去接待拉美友好人士代表團。張奚若對他的兩次翻譯都很滿意,由于西班牙語翻譯短缺,不等他畢業就把他留在了外交學會。

  湯銘新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張奚若在辦公室找他談了一次話。張奚若說,外交學會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成立的,是新中國第一個從事人民外交的機構。當前由于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阻撓和破壞,我國同拉美國家以及講西班牙語國家的關系困難重重。

  因此,要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推動國家關系的發展。這也是湯銘新今后應致力的工作。

  湯銘新恭敬地說,自己對張會長抱有深深的敬意,因為早在觀看開國大典的紀錄片時就看到他站在毛主席身后那崇高的位置,也知道他是國名的倡議者,能在他領導下工作是自己的福氣,一定要努力工作。張奚若笑了笑說,的確,那是他參加革命的一段歷史,但是革命永無止境,今后還要努力朝前走,才能趕上時代的腳步。

  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約見國務院各部委黨外正、副部長。他肯定了張奚若在外交學會的工作,說“最忙的是張奚老”,還檢討自己對張奚若阻止拆牌樓的批評過于嚴厲,說張奚若能接受毛澤東的批評體現了思想進步。

  1961年底,津巴布韋非洲人聯盟主席恩科莫訪華,張奚若與喬冠華等在四川飯店設宴招待,金永健做翻譯。席間談笑風生,氣氛愉快,張奚若還用公筷給外賓夾菜。大家對張奚若都很敬重,稱呼他“奚老”。

  1963年,戴高樂將軍派前總理富爾作為特使來華,張奚若主持了歡迎宴會,并陪同周恩來參加了會見,但沒有參加隨后進行的秘密建交談判。富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提到了張奚若,認為他絕不僅僅是一個“非黨陪襯”。

  60年代,王楚光進入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辦公廳,擔任秘書。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外文委是國務院主管的掌控對外文化工作的實權部門,但張奚若只是每周到機關巡視一次,其他諸事不管,實際事務由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昌操辦。

  每周一上午,張奚若的專車停在機關大樓門前,秘書迎上前去,拉開車門。他已年過古稀,但還是精神抖擻,儀表堂堂,一頭灰白色的大背頭,戴玳??蜓坨R,身穿一套剪裁合體的深灰色中山裝,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邁著穩健的方步。進入大樓后,秘書幫他寬衣摘帽,陪他走進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電梯。電梯到達三樓,秘書陪他進入辦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閱讀的文件,即悄聲退出。他在辦公室停留約一個小時,既不約人談話,也無人向他匯報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來,揚長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間操時,王楚光和幾個秘書站在走廊聊天,見張奚若迎面走來,立即退到兩側大聲說:“張奚老,您好!”或許是一時興起,張奚若駐足與他們攀談起來,大談他的人生閱歷:如何出走陜西,怎么參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學,怎樣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如何迎接開國盛典,怎樣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滔滔不絕,講了近一個小時。

  目送張奚若離開后,王楚光唏噓不已,心想可能張奚老太寂寞了,真是盛名之下,其鳴也哀呀。

  方硬之士

  “文革”中,張奚若沒有受到任何沖擊。1966年底,周恩來親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上有13位高級民主人士,張奚若名列其中。張文樸覺得,父親沒有入黨也好,如果成了黨員領導干部,在“文革”中可能就很難幸免了。

  “文革”初期,張奚若一度興趣濃厚,常去外文委機關看大字報。然而隨著運動發展,他感到迷惘,決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年輕人有時在家里議論“天派”“地派”等,他從不介入。張文樸從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帶了一些準備寫大字報的材料回家,張奚若知道后讓他趕快拿走。

  一次,張奚若從外面參加活動回來,笑著說見到了陳毅,陳毅對他說:“奚老,我們現在跟你一樣了!”(意即有職無權靠邊站。)到運動后期,張文樸偶爾聽到張奚若說:“要是再一翻手,那怎么辦?”

  1969年,外交學會工作中斷(1973年恢復)。湯銘新也在這年下放到外交部位于江西的“五七干校”勞動。告別時,張奚若語氣沉重地囑咐他,在當前的形勢下,要冷靜觀察政治動向,既不能在地動山搖、否定一切的造反聲中迷失方向,也不能為聽不得批評、掩蓋過失錯誤的保守派言行所迷惑。“今后的路還長著呢,要好自為之!”湯銘新覺得,這是張奚若的推心置腹之語。

  1972年尼克松訪華,張奚若也在歡迎人士之列,但他心臟病突發,周恩來臨時決定由周培源以外交學會副會長名義代替出席。這成為張奚若晚年的一件憾事。

  這年,張奚若還見到了來訪華的老朋友費正清。費正清曾形容張奚若是昆明那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里最具盎格魯-薩克遜氣質的個人主義者,但對這次會見,他的描述則是“did most of the talking but said little”(滔滔不絕,又啥都沒說)。后來多年從事外交工作的張文樸承認,費正清的文筆很高明,但父親又能說什么呢,有外事紀律管著呢。

  1973年,趙元任從美國回中國訪問,見到了住院的老友張奚若。趙元任是語言學家,會說33種漢語方言,張奚若教過他一段陜西歌謠。趙元任模仿陜西話念起這段歌謠,讓張奚若很開心。

  這年7月18日,84歲的張奚若去世。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參加了追悼會,由鄧小平主持。

  1989年11月,清華大學紀念張奚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到會即席講話。他說:“我和張奚老都是陜西人,我到他那兒去,他總要搞點家鄉飯請我吃。我常對他說,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國去留學,尋找救中國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識,而我那時才出生。你無論是哪方面的經驗,都比我多得多。”

  好友徐志摩曾說張奚若,這位先生是個硬人,他的身體是硬的,他的品性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說更是硬的,他的說話也是硬的。

  清華同事蕭公權、浦薛鳳對這位“硬人”就不無微詞。蕭公權曾在回憶錄中說,張奚若和錢端升后來都在人民政府做官,這兩位先生都抱著學優則仕的志愿,平日言語之間不免流露懷才不遇的苦悶。因此在蕭公權看來,他們都是為了“政治欲”而非出于信仰而留下的。

  或許因此,周培源夫人王蒂澂才會說,張奚若這個人完全是方的,四方形的角很尖,誰被尖角碰一下,肯定不好受。但她又說,這個方形的四邊是廣泛而可親的。金岳霖同意她的說法。

  聞一多遇害時,金岳霖在重慶,聽說張奚若也遇難了,就寫了一對挽聯:本直道而行,何須世情曲顧,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休戚更相關,卅載交情同骨肉;堅義利之辯,不為奸黨所容,盛德不彰,忠言招忌,是非終有定,一生疑謗盡皮毛。

  后來知道張奚若并未遇害,這副挽聯束之高閣。1961年,金岳霖又把它寄給了張奚若,并附言:“秋日黃花,殘冬落葉,春雷一掃而光,但當時情況,似仍有忠實處。”

  張文樸覺得,早年在美歐留學12年,在父親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記。他的生活習慣、思維方法、待人處事都相當西化,或者說是現代化的。但張文樸姐弟年幼時,張奚若首先讓他們讀唐詩宋詞、《古文觀止》,不主張他們過早接觸西洋文化、學習英語,擔心這樣他們長大以后腳下無根,難以融入中國主流社會。

  在昆明的時候,張文樸在一所教會中學讀完初一,因為貪玩,功課一塌糊涂,被勒令退學。對方還很會外交辭令,說令郎天賦太高教不了。張奚若氣得要命,經親自測試,發現張文樸上了一年英語課居然字母還認不全,狠狠打了他一巴掌,親自抽時間為他補習英語。

  張文樸記得,父親教他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張奚若推崇盧梭,經常朗誦書中的名句:“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每讀及此,他總是慷慨悲歌,激情難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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