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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誤導黨史

2021-01-21 15:13:05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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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玉,被稱為“西路軍正本清源第一人”,他對“西路軍正名”的主要成果體現在《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此章節內容對西路軍失敗原因進行了全新的解釋和總結,完全有別于“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傳統觀點,他認為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中央造成的:一、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二、缺乏機斷專行,上級統得過死,陳昌浩一切“唯上”。

  這些新觀點引發了熱議,黨史被強行改寫,新觀點開始大行其道,占據了統治地位。新觀點是在以史實為依據得出來的嗎?看似是,書中也列舉了不少來往電報做依據,可當我們拿著電報史料、歷史事件與《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進行一一的對比,發現大多數都是在開脫徐向前等的責任,把全部責任推給了黨中央。在這書里,我們是看不到徐向前對失敗應負的責任有哪些?

  執筆者這么做的目的何在,這里不做討論。我們看到他利用信息的嚴重不對等,把對徐向前不利的電報采取了隱匿、拼湊改造或曲解等手段。

  回憶錄對自己的錯誤避而不談或簡略談,不奇怪!但能做到如《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這樣處處與史不符的也是少見,特別是這回憶錄被許多不明真相的讀者當成了信史,還改寫了黨史的正確記錄。

  由于《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隱藏了太多的與史不符的“硬傷”,絕大部分讀者對電文、史料是不了解的,初看此回憶錄,是不可能發現其中的“硬傷”,就算是感到內有蹊蹺,也是不能明白其中哪些是執筆者無心的筆誤,哪些又是在故意的篡改史料誤導讀者。

  我們怎樣才能找出這些核心“硬傷”?我想,由于執筆者在為徐向前回避責任,那么只要找出他在對西路軍征戰中失敗事件的敘述和失敗原因的總結中,是否與史料符合?有沒有篡改?原因何在?這或許是個可行辦法。

  找茬,我用的解放軍出版社1985版,更能反映出執筆者的原始手段,那么這就開始吧。

  先看510頁,這段涉及劃紅線的三份電文(中央、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全都有問題。

  根據紅線段的敘述,讀者會認為在蔣介石的“通渭會戰”21日開始后,是中央先下令紅四方面軍過河;朱、張23日在與彭德懷會面后,根據彭德懷的“寧夏戰役計劃要旨”,向徐、陳下達了渡河令;徐、陳提出三個軍渡河的建議。這全是與史不符的硬傷!

  一、查無“中央渡河令”:四方面軍應以兩個軍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個軍拒阻南敵。(510頁)

  先看中央的渡河電令,查10月21日至23日,中央就沒有向朱、張、徐、陳下達過渡河令。翻遍了也沒找到23日前中央發給朱、張、徐、陳的電報里有與“四方面軍應以兩個軍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個軍拒阻南敵。”這份所謂的中央渡河令內容相似的電文。再往前只有10月19日中央有份向朱、張建議把原定20日的渡河推遲數日的建議電。往后查找,就只看到10月25日的中央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關于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電》的大意與此相似:

  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灣曲處西岸……,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余以九軍為中心三個軍。……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

  從文字上看,中央的這道《關于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電》與書中所述的中央渡河令相差非常大,并且時間也對不上,是出現于10月25日,這就有個問題需解決,怎么把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始”落實,執筆者采取的辦法是根據10月25日中央《關于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電》內容,杜撰了中央的渡河令。

  早在1997年11月20日,齊得平(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訂征求意見座談會上,就發言指出,“專門翻這個案的人,征引了許多中央指示造船的電報,但是他們無法引出中央命令渡河的電報。事實上中央軍委渡河命令是沒有的。”

  二、紅軍總部的渡河令下達時間應在從10月23日16時前,不是晚上。(510頁)

  接著看本書所述的朱、張是在與彭德懷在打拉池會面商談后向徐、陳下達了渡河令。毋庸置疑,能向徐、陳下達渡河令的肯定是張國燾,但張國燾的渡河令,是10月23日他們在與彭德懷打拉池會面商談后向徐、陳下達的嗎?看似是這樣,畢竟朱、張、彭的會面是在10月23日下午4時后,那么在23日晚上三十軍第一次實施偷渡行動之前接到張國燾的渡河令也是說得通。但這是假象!

  朱、張、彭的打拉池會面確實在10月23日下午4時后,但張國燾當晚與徐、陳并沒有進行電報聯絡,他們之間的聯絡而是在24日,朱、張向徐、陳通報了他倆與彭的會面:“甲、我們昨十六時到打拉池,與德懷、海東晤談,欣悉就和一方面軍奮斗成績,和陜甘寧邊區發展情況,不勝雀躍。乙、關于根據新任務由德懷同志提出之戰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據今日情況研究具體化之方案,再行電告。”

  此電文完全能證明書中所寫張國燾是10月23日在打拉池與彭德懷會面商談后,就向徐、陳下達了渡河令,不符合歷史。

  10月22日徐、陳向朱、張發出了渡河請示電,那么朱、張向徐、陳下達渡河電令是什么時候?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朱、張下達渡河令是在10月23日,可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都沒有收錄此渡河令,但《朱德年譜(1885~1976)·上》記載了這道命令:

  朱德、張國燾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節錄)(1936年10月23日)

  “第三十軍立即渡河,第九軍跟進。如渡河不成,南敵繼續突進,則以第九軍配合南線部隊擊敵。”

  前面排除了朱、張10月23日16時后下達渡河令的可能性,那剩下最大的可能性推測是23日凌晨至起身趕路前,在夜宿休息處發出的。

  另外,在23日徐、陳致五軍、四軍并報朱、張的軍事部署電中,專門提到“三十軍渡河尚未開始”,這句話應含有渡河令已下達,但還沒開始行動的意思。

  執筆者隱匿朱、張下達的渡河令,可能是此渡河令里有發出的具體日期和時間,公布了就會與渡河令是在彭德懷會面后才下達的說法扯不上關系。

  三、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建議九、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電》實為提議全軍渡河。(510頁)

  接著看徐、陳10月24日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建議九、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電》的內容:“為打開河西戰局,四方面軍至少應以三個軍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蘭州北進之敵,北進一條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紅城子一帶,以便有力策應一方面軍的渡河行動。拒阻南敵的任務,請從兄弟部隊中抽一部力量,協助四方面軍完成。”這份建議電非常重要,但同樣被做了非常嚴重的改寫:

  這份建議電是在10月24日單獨向紅軍總部提出的,并沒包括中央軍委。第二,這份建議電并不僅僅是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過河后的安排,而是一份四方面軍全軍過河的建議。第三,這份全軍過河的建議被嚴重改寫。

  10月24日的這份全軍渡河提議電,只被部分引用原文,它十分重要,因為提到了過河后三個軍的使用方向;它又是十分要命的,因為這道建議電的實質是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在渡河前就提出這樣的建議,是根本不能用此建議是在執行“寧夏計劃”來搪塞,執筆者就把這提議電進行了改寫。

  這道十分重要的電文前半部分,被收錄在《徐向前軍事文集》“關于西路軍的十一份電報”里的第四份電報《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引敵于蘭州遲滯會定敵之兵力部置》的注釋中。

  10月26日電報,解釋了徐、陳軍事行動的依據來源是25日的“總部一五八字”令,這158令又是在“批準二十四號提議”,這就形成了缺一不可的證據鏈。

  “二十四日提議電”講了些什么建議?這是必須要說明的,不能隱藏。因此該建議電出現在注釋里。但非常要命的是這份建議電因為是在建議四方面軍全軍渡河,不能全部公布,所以被刪除了后半部,只保留了前半部關于過河后三個軍的行動方向。至于該建議電的日期被寫成了“十一月”,我認為這是個筆誤。

  那么,10月24日的“徐、陳提議電”的全貌是怎樣?被改寫了哪些內容?很可惜,這原電至今沒有被公布。

  可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349頁、350頁對該電有所部分引用,“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爾后“五、四軍續渡北岸,最后以兩〔個〕軍向蘭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動,全部主力至少三個軍向中衛、寧夏發展;并建議一、二方面軍另由靖遠以北搶渡。”

  這份10月24日“四方面軍全軍渡河提議電”,完全暴露了徐、陳當時的想法,即借執行中央“寧夏戰役”之名,行張國燾“甘北計劃”之實。這樣的電文被改寫是必須的。

  陳昌浩在1937年9月30日的報告中,也提到了他們當時的真實意圖:“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上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跨河而下,以與河東主力呼應,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志退卻計劃的實施者。”

  為什么我說徐、陳10月24日全軍渡河提議電是單獨向紅軍總部建議的呢?

  在已公布的電文中我們沒看見中央對徐、陳的此電有回復。

  我們對比下10月27日那份徐、陳向中央提出的四方面軍全軍渡河電后,中央28日就復電反對:“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朱、張二十七號五時電,正合緊靠作戰,爭取勝利之目的,望各部堅決執行之。”

  徐、陳24日的全軍渡河建議電,在中央那里沒有一絲動靜,只能說明此電的收電方沒有中央。

  中央首次得知四方面軍有全軍渡河意向是在10月25日16時的朱、張、彭聯名電:“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 古浪一帶地區, 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張國燾的電文里有關的四方面軍部署,實際是在轉述和完善徐、陳24日的建議。

  毛澤東看到張國燾的布置,在10月26日21時,向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毛澤東的反應,從側面說明了中央并沒收到過徐、陳此前在10月24日的全軍渡河提議電。

  在徐、陳24日提議電這么一小段敘述中,就使用了添加(向軍委)和刪減(續渡)電文的手法,隱藏了徐、陳掛羊頭(中央寧夏戰役計劃)賣狗肉(張國燾甘北計劃)的實質操作。

  四、隱匿10月25日“總部158號令”。(511頁)

  510頁—511頁有一個與史不符的記述。執筆者徐向前把在這一段里列舉的所有軍事行動依據,都歸結于10月25日16時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關于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此仆耆_,有電文做證據。

  但史實是這些軍事行動的依據根本不是來自于10月25日16時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關于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而是10月25日的“總部一五八字令”。

  10月26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引敵于蘭州遲滯會定敵之兵力部署》電文中的“我們即遵二十五號收到總部一五八字批準二十四號提議之電示,決以……”已把真相揭露得清清楚楚。

  10月25日的“總部一五八號令”的內容推測大體是:批準方面軍指揮部二十四號提議;令九軍接三十軍后渡河;五軍以一部監視靖遠守敵,一部休整待命;四軍、三十一軍拒阻南敵;方面軍指揮部渡河。

  這其中安排四方面軍指揮部渡河是非常重要的步驟。在最初的安排中,徐、陳是要比朱、張晚一天去打拉池與彭德懷會面的,張國燾為了實行“甘北計劃”,必然要紅四方面軍的全軍西渡黃河,怎可能讓徐、陳與彭見面,就可能在“總部一五八號令”中命令徐、陳率四方面軍指揮部渡河。彭德懷在10月27日向毛澤東反映“大帥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本日決去徐陳面談”。但不知何故,彭最終沒有前往虎豹口與徐、陳會面。

  本書這里隱匿了《總部一五八號令》,把《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關于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拉來墊背,意圖誤導讀者。

  五、故意把10月26日一時半的“毛澤東、周恩來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曲解為九軍渡河令。(512頁)

  九軍渡河的爭論是個老問題,爭論的焦點是九軍渡河有無中央令?在10月16日,朱、張提出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10月23日,彭德懷在寧夏戰役部署提出的是“三十軍、四軍略取景泰、向中衛攻擊”,朱、張表示完全同意。因為敵情的變化,中央認為今后作戰,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中央于是在10月25日白天,在致電朱、張、彭“關于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中,明確提出“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

  在中央對九軍有明確安排的情況下,徐、陳仍安排九軍接渡,不排除有時間太緊,無法改變部署的可能性。

  首先九軍的渡河是在25日晚開始的,徐、陳在無中央同意令的情況下就安排九軍機關人員先渡河,造成了九軍渡河的既成事實。中央在得知九軍已渡河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團結,只得對九軍渡河采取默認,在10月26日一時半向朱、張、彭發去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安排電。執筆者在這卻把此電指為中央的命令九軍渡河電。

  毛澤東、周恩來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

  (1936 年 10 月 26 日 1 時半)

  朱、張、彭:

  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毛、周

  十月二十六日一時半

  看這電文內容講的三十軍、九軍過河后的進軍方向,最多算是中央對九軍無令過河的默認,把此電說成是中央向九軍下達的渡河令,純粹是指鹿為馬。

  我們再看個旁證,同樣是改變原計劃后,中央同意三十一軍渡河的渡河令是什么樣的。

  中央軍委關于三十一軍可以立即渡河電

  (1936 年 10 月 29 日 12 時)

  根據朱、張、徐、陳意見,為迅取寧夏起見, 三十一軍可以立即渡河,在九軍、三十軍后跟進。

  毛、周

  看看,這才是中央渡河令的樣子!而且,這份渡河令只是發給朱、張,并沒有發給徐、陳,才會有后面朱、張19時向徐向前、陳昌浩、蕭克、周純全發出紅軍總部的“三十一軍渡河令”。

  中央軍委同意三十一軍立即渡河

  徐、陳、蕭、周:

  甲、據毛、周電令,同意三十一軍立即渡河,接九軍后跟進。

  ……

  朱、張

  二十九日十九時

  從以上中央和朱、張在有關三十一軍渡河令實施的內容和流程看,中央10月26日一時半的《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根本就不是中央下達給九軍的渡河令。執筆者故意曲解電文,掩蓋九軍是在中央明確要求留河東打擊南敵的情況下,卻無令渡河的真相。

  在胡傳章(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齊仲田(中央檔案館研究員齊得平、耿仲琳、田逢祿)合作的《張國燾退卻路線的發展及其最后破產》一文里,就寫到“我們查遍了所能查到的史料證明: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從未對四方面軍任何一個軍或幾個軍發出過西渡黃河的命令”(《追日集》2001年版112頁)。

  六、11月2日徐、陳首先提出向河西走廊發展,開展甘北蘇區,并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515頁)

  10月30日中央為戰勝胡敵,安排九軍、三十軍在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驛、五佛寺后,休息待機。11月2日,徐、陳向中央建議:“或以大部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請示行動方針:“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

  此時“寧夏戰役計劃”還在實施當中,徐、陳的進軍路線是該向東北方的中衛,他們卻向中央提出了向西入河西走廊開展甘北蘇區,這是把張國燾“甘北計劃”很順手的就拿出來擺在桌面。

  中央對徐、陳建議的回復是:“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皋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

  中央沒有同意徐、陳向涼州、民勤進軍建立甘北蘇區的建議。中央同意他們建議中的占領永登(平番),是想阻止青海馬步芳的援兵。根本還是在為“寧夏戰役計劃”的實施做準備。

  此處故意不寫出徐、陳向西發展的建議,實質是在回避徐、陳此電是在為實施張國燾“甘北計劃”做準備。

  七、顛倒放馬祿與馬步芳進攻一條山的時間;把馬步青談判代表的被擊斃推給馬步芳。(517頁)

  517頁的這段非常有意思,放走被困鎖罕堡的馬祿旅六百余人,被用來作為爭取馬步青,孤立馬步芳的政治手段,而且多少也起了點作用。再用個據說未果的馬步青秘密談判證明該放馬祿撤走。

  為什么要專門提這事?這是在回應程世才對指揮部命令放跑馬祿的指責。馬祿是在10月31被紅三十軍圍困在鎖罕堡的,紅九軍下午接替繼續圍困。11月1日下午經過談判,馬祿向紅軍獻出部分糧食、彈藥、服裝。紅軍解決馬祿旅的人馬飲水,并同意馬祿撤向涼州。另外,指揮部還命三十軍撤除對泰和堡祁明山旅的包圍,給一條山馬進昌團補給了糧秣、飲水。時任三十軍軍長的程世才在1945年2月寫的材料中,將這一統戰稱作“投降主義的統一戰線”。

  接著談“據說”,了解史料后,就知道這是“胡說”。這段時間,馬步青就沒有離開涼州,更別說到了前線的寺灘。(時任騎五師參謀處主任李惠民在《馬步青部在甘肅河西景泰、古浪間阻擊紅軍的戰斗回憶》文中,根本就沒提馬步青到了景泰。)

  撤除對鎖罕堡馬祿旅的包圍是在11月1日。馬步芳的援軍是11月2日到的寺灘,11月3日向一條山發動進攻。此時的馬步青正是危難之時,急需馬步芳的支援,哪里還會考慮不想受制于馬步芳。

  再說所謂的“秘密談判”,那就是馬步青的參謀長馬廷祥使的拖延戰術,他派騎五師獸醫處上校處長張毅生和紅軍談判拖延時間。張毅生在一條山向騎五師馬進昌團喊話時,被馬進昌命連長韓占春從堡墻上開槍擊斃。四方面軍指揮部還寫信給馬廷祥,大意是:貴部所派代表張毅生,在傳達?;鹈钪?,被你部擊中傷亡,實為遺憾,擬改景泰縣為毅生縣,以紀念張先生之死。(《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調查研究卷(上) 》第三十七章 紅軍擊斃敵河防前線總指揮馬廷祥的前前后后)

  在這部分文章中,先是說馬步芳是如何的堅決反共,如何的兇殘,把發生在前放走馬祿等的事挪到后面,把擊斃談判代表的責任給據說到了馬步芳頭上,都是為了替所謂的對馬步青統一戰線找合理的理由。這個“投降主義的統一戰線”在隨后的一段時間,把西路軍坑慘了。

  八、無視中央軍委與紅軍總部的二份指示的差異,做了合并表述。(517頁)

  《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可說是西路軍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它是西路軍為什么會深入河西走廊的發端。徐、陳在11月2日向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提出向西“開展甘北蘇區”的建議。

  中央軍委(毛、周恩來)11月3日的指示: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

  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11月5日的指示:消滅馬步芳部,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

  對比中央軍委與紅軍總部指示,能清楚的看出兩者的差異。中央要進占領永登、古浪,一條山、五佛寺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這是鞏固寧夏戰役側翼。紅軍總部則要占領涼州,五佛寺渡口可以不留兵力,這是在實施甘北計劃。從徐、陳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看,他們的戰役計劃是根據紅軍總部的指示制定的,而不是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

  本書對中央與紅軍總部的二份指示的明顯差異視而不見,故意的將他們做合并表述,這還是在為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服務。

  九、西路軍和西路軍政委員會的組建是根據11月7日的徐、陳“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致中央并軍委電”,不是根據11月8日《作戰新計劃》討論稿而來。(519頁)

  此處先是講了通中央11月8日發給朱、張、彭、賀、任的《作戰新計劃》討論稿,然后說西路軍和西路軍政委員會是根據這個計劃成立。

  事實是在11月6日河西部隊為“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制定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創建根據地必然需要黨、政、軍各類機構配合,單純的“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已不能勝任,于是徐、陳等在11月7日向中央提出設立“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的兩個機構的建議,這才是設立西路軍政委員會的原因。

  徐向前、陳昌浩等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致中央并軍委電

  (1936 年 11 月 7 日)

  黨中央并洛、毛、周、朱、張:

 ?、鍨榧訌娕c統一河左岸四方面軍部隊黨政軍的領導及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我們提議左岸部隊在目前獨立行動中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簡稱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傳六 、李特、國炳、克明、樹聲、先念、海松、義齋、卓然等各同志組織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傳六等五人組織常委,以昌浩同志為書記。

 ?、嬖谲娛轮笓]方面,提議組織軍委西北分會。

 ?、缟隙椞嶙h當否?請中央及軍委復準,以便遵照。(我力難勝任,提議由向前、卓然二人中擇一人代理,昌浩附呈。)

  向、浩、李、李、曾、傳、樹

  中央在如何對待已經過河的紅四方面軍,基本是有求必應,在 11 月 8 日 20 時的回電中答復到:“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他們來電批準。”只是把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合并組成了權利更大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11月17日中央在給徐、陳的電文里再次說道,“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之電收到否?對內領導黨務,對外領導軍事、政治,均統一此機關,不必分成兩個組織。”

  執筆者通過隱匿徐、陳關于組建西北前委、軍委西北分會的申請電,誤導讀者將西路軍領導機構的成立與新計劃關聯。

  十、中央同意“向涼州進”的復示電是在11月15日。不是在12日或13日。(522頁)

  中央是在11月11日發出征求徐、陳能否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和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電報。

  徐、陳是在11月12日先向紅軍總部匯報情況,得到了張國燾“西路軍應在涼州民勤古浪形成鞏固的新局面”的指示后,就向中央回復“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占領涼州地區后擊敵。以一軍進占永昌、大靖后,我第二步如受著南敵壓迫時,或后路受威協時, 即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 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

  此處把中央同意“向涼州進”的復示電寫在12日或13日,與史不符,中央的這道電文,是11月15日發出的,此時涼州新、舊城都已在11月14日被西路軍圍困了。搞的這出“時間大挪移戲法”,就是為了掩蓋西路軍在兵圍涼州時,并沒有得到中央同意電令的真相。

  十一、故意對11月18日中央要西路軍停留一段時間電“百思不得其解”。(525頁)

  中央指示西路軍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的電報是在11月18日發出的,這份電報是對徐、陳17日電的回復。

  出于對追擊西路軍的毛炳文部可能在11月18日渡河完畢的判斷,徐、陳在17日8時,向中央和紅軍總部請示西路軍行動方向電中,提出:“以當時情況,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遠方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別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

  中央接到徐、陳電后,13時來電詢問,“你們現進至何處?涼州情況如何?”,可見中央此時還在想著攻占涼州這座空城,需得到實情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11月18日18時,中央對徐陳17日請示電做出答復。

  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6 年 11 月 18 日 18 時)

  徐、陳:

  甲、十七日電悉: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 ,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戰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嚴整政治紀律,建立會計給養制度,使爾后和遠方同志見面時換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

  丙、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 將來只能去一部, 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無安全保障,鄧發以公開名義西行還經過五個月,新疆沒有護照不準入口。

  洛、毛、周并告朱、張

  中央18日的這份答復電,非常清楚的告訴徐、陳,他們現在就快速西進,遠方援助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遠方物資沒準備好,你全軍兩萬多人跑到安西去吃沙喝風嗎?徐向前怎么就對這份清清楚楚的電文百思不得其解了?執筆者向讀者隱匿11 月 18 日《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不把中央要西路軍停留一段時間的原因寫出,直接就是“百思不得其解”,是想為中央扣上在瞎指揮的帽子嗎?

  十二、再次把“新計劃”拉來墊背,將11月19日的紅軍總部轉述周恩來“永、甘、涼建立根據地;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的意見和11月18日中央要西路軍停留一段時間的回電,曲解成中央為了迷惑敵人,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以便河東主力紅軍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才安排西路軍停留永、涼建立根據地。(527頁)

  這是在非常惡劣的造謠潑污水了,指責中央為了河東紅軍的脫困,故意犧牲河西紅軍。

  我們把11月8日的“新計劃”找出來,只看到第11條“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與西路軍相關,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令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的記述或安排。

  在這計劃里,有佯攻引敵的是“北路軍”,而且北路軍后面也會與南路軍會合,共同東征。

  那么紅軍總部19日電給徐、陳電里轉述周恩來的意見,“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面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使敵疑我西路軍有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陜甘主力企圖。”,這是不是令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主要企圖呢?

  不是,首先這份電文里,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排在最后,純粹是一項戰術活動。“民勤活動,迷惑敵人”與11月8日的“新計劃”沒有絲毫的關系,它應該是在后面討論西路軍建立甘北根據地后的行動方向時增加的一項欺騙戰術。再看“民勤活動”,是要敵人產生的迷惑是什么?根本就不是所謂的“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而是“西路軍由民勤經定遠營配合陜甘主力”,簡單來說,就是讓敵人產生“寧夏戰役計劃”還在實施的假象,減輕西路軍向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發展時受到的阻力。

  本書此處的這瓢污水太黑,流傳太廣了,以至于現在一說中央為什么要西路軍在永、涼建根據地,出現的全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以便河東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通讀11月19日電文,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首先是建立根據地,之后才是打通遠方,在行動中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動,迷惑敵人。執筆者將如此明確的電文故意曲解為中央為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轉移,迷惑敵人,才安排西路軍停留永、涼建立根據地。

  十三、把毛澤東11月25日“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歪曲成是對徐向前24日電的回復,刪除“打破馬敵之后”、曲解“策應河東”(529頁)

  此處也是在欺負讀者不熟悉史料。首先,毛澤東11月25日這份電報不是對徐、陳24日“關于敵我情況電”的復電,而是對徐、陳23日“告指戰員書”和“二十五日部署電”的回復。

  請看1936年11月25日24時,毛澤東在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毛澤東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6 年 11 月 25 日 24 時)

  徐、陳:

  一、告指戰員書及二十五日部署電收到,甚慰。

  二、 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

  三、 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

  四、關于作戰方面:略(八條戰術指導)

  澤東

  此電第一條就指明了該電對應的是“告指戰員書及二十五日部署電”。

  23日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告指戰員書”是道創建甘北根據地的政治動員書,此處略過。

  “二十五日部署電”指的是在25日19時,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敵我情況致中央軍委電”,他們提出的部署是:現正尋機用伏擊戰以各個擊敵,擬將山丹、甘州敵消滅一部后即乘勝向甘州襲擊,我受永昌正面之敵壓迫不便滅其一部時,即將三十軍直轉到甘州以西襲臨澤、肅州,五軍及九軍只留山丹阻敵。

  毛澤東電文的第二條: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這是在回應徐、陳、王電里“擬將山丹、甘州敵消滅一部后即乘勝向甘州襲擊”的安排。毛澤東認為在將山丹、甘州敵消滅后,主力應置于東部,與河東策應。此時的河東紅軍已經在11月22日上午取得“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對陜甘蘇區的進攻,陜甘蘇區已轉危為安。而且由于河東紅軍的勝利,還把準備追剿西路軍的毛炳文軍吸引走了。

  那么,西路軍“難在甘東地區滅敵”,毛澤東還會強要徐、陳就地堅持,打開局面嗎?

  不會,此電的第一條就表明了態度,對“二十五日部署電,甚慰”???5日19時徐、陳、王的“敵我情況致中央軍委電”,部署里就提到了戰事不順的預案:“我受永昌正面之敵壓迫不便滅其一部時,即將三十軍直轉到甘州以西襲臨澤、肅州,五軍及九軍只留山丹阻敵”。

  把毛澤東25日電說成是對徐向前24日電的回復,意在隱匿25日19時徐、陳、王的“敵我情況致中央軍委電”,更惡劣的是還對毛澤東的此電文進行篡改。

  原電文: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

  刪減文: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

  ?把執行“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的前提條件“打破馬敵之后”刪掉,這完全改變了原意。就使一個將來可能會執行的計劃,變成了當下應執行的行動。

  本書通過刪減、歪曲毛澤東11月25日“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以及隱匿25日19時徐、陳、王 “敵我情況致中央軍委電” 的手段,達到指責毛澤東是為了策應河東,才不顧西路軍指揮員反映的實際情況,堅持要在甘東地區建立根據地。

  十四、隱匿了1936年12月25日10時西路軍政委員會回復軍委主席團的“關于西路軍行動的意見電”的第二條、第三條。(536頁)

  此處把1936年12月25日10時西路軍政委員會回復軍委主席團的“關于西路軍行動的意見電”進行了刪改,只向讀者披露了對徐、有利的第一條,向讀者隱匿該電中對徐、陳不利的第二條、第三條。

  請看該電原貌。

  徐向前、陳昌浩等關于西路軍行動的意見致軍委主席團電

  (1936 年 12 月 25 日 10 時)

  萬萬火急

  軍委主席團:

  二十四號二十四時電悉,經過鄭重考慮后,我們提出如下意見:

  一、目前時局的開展,西路軍利于東進,我們當堅決執行此任務。

  二、估計到國內戰爭的長期性及目前西路軍實際情況,此間二十三號十二時致軍委電中所述各節請予考慮。

  三、為盡量保持我們有生力量,新的戰斗,西路軍東進前建議由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配合我們東進,使我們減員更少。速詳復。

  徐、陳、李、李、曾

  徐、陳在第一條里雖表態“西路軍利于東進,我們當堅決執行此任務。”,但他們緊接著就在第二條里還是請中央考慮他們在23日主張西進的理由:敵主力在東邊,永昌到涼州只一條大路,夜行軍傷亡掉隊必大,只能達到鞏固蘭州作用,不合算。最過分的是該電的第三條:西路軍東進前建議由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

  如果說第二條還有一定的道理,那這第三條就是純粹的異想天開了,這是中央根本辦不了的事。在12月15日周恩來給中央的電報里就講到:于學忠與回民關系比我方更壞,對二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軍與二馬部隊之間隔著補充旅,于軍以一部西進,不起威脅作用。目前時局于軍須集力守蘭州,不便分兵西顧。12月2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電文里再次談到:于學忠對四馬關系較我方猶壞,其兵力只能退保蘭州,不能西出策應我們。

  十五、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與河東形勢無關。(538頁)

  本書此處又將河東局勢扯進來,說中央要西路軍在臨高地區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局勢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這其實還是在指責中央在犧牲西路軍。這個結論沒有證據支持,查遍已公開1936年12月27日到1937年1月9日的電文,都找不到需要西路軍配合河東的安排和文字。

  1月8日中央根據敵情變化,致電徐、陳“西路軍僅二馬大部尾追,已離其策源地甚遠,糧、彈、人、馬、接濟均必困難,趁此時機已占高臺臨(澤)有糧地區集中全力反攻追敵,消滅其一部,即可創肅、甘、安根據地,遠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過、接濟亦必到手,否則不乘此良機決心消滅敵人,前途困難更增。望你們早下決心,集中全力擊退尾追之敵,決定創造肅、甘、安根據地。”

  隨后中央又致電徐、陳,堅定他們在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信心,“你們應從信賴本身力量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因為消滅敵人創造根據地,正是接通遠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實際行動”,并進行了一些戰術指導。

  西路軍的計劃本來就是在臨高地區籌糧休整過冬,等到開春后再西進,那么利用這段時間消滅尾追的二馬軍,建立根據地也是可以的。1月8日的這兩份電報,就是中央改變主意要西路軍在臨高地區創建根據地的原因。

  中央要求西路軍在臨高地帶創建根據地,與河東局勢緊張沒有絲毫關系,根本不是策應河東。

  十六、隱匿提議東返請示電,只展示中央1月16日的同意東返電,并且再次的把中央要西路軍東返與西安局勢緊張惡化作聯系。(540頁)

  本書此處明確的寫出“從十六日起,中央即連續來電,指示西路軍準備東進”,這是因為1月16日,軍委主席團給西路軍的“提高紅軍政治工作與紅軍紀律電”中,要西路軍“向東打敵”。

  軍委主席團關于提高紅軍政治工作與紅軍紀律致西路軍電

  (1937 年 1 月 16 日)

  西路軍:

 ?、逡粫r期,我們采取積極鞏固西安,團結張、楊兩部,將紅軍主力開到三原一帶。十五軍團出商縣,影響張楊部隊,積極備戰,同時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壓迫蔣實現在西安允許之條件,反對為親日分子策動之時對西安的進兵,已得到相當效果。因紅軍進入西安地區,張楊內部甚團結,士氣甚旺,中外輿論均主張和平,各方情況現有向著變內戰為抗戰的傾向,但尚須極大的努力。

 ?、婺壳瓣P鍵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轉向有利發展,將使二馬難于積極對付西路軍。

 ?、缃棖|李寧信等偽軍卻遭受打擊,百靈廟被傅作義占領后,日本即欲幫助二馬,事實上已不可能。

 ?、?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

 ?、槲髀奋娫谶@一時期艱苦奮斗中,雖然表示了驚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的降低,應在全軍中向高級干部以至戰士進行堅決不懈的宣傳鼓動,提高勝利信心,克服喪失信心的有害情緒。

 ?、?提高政治工作和紅軍紀律。原來在西路軍中在這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點,現在又處于困難環境中更易形成與居民關系不良的情況。堅決在全軍政治工作提高一步,嚴緊紀律,爭取回漢群眾,不亂沒收一家,不亂殺一人,同時優待二馬被俘官兵,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朐谲娛律吓μ岣咭徊?,特別學習打騎兵和冬季戰斗。

 ?、?遠方貨物是只能在約定時間送到安西的。

  最近兩個多月沒有電報來,也許西安形勢的發展,能夠給你們有利的配合,我們正在爭取對西路軍配合幫助,但你們必須從提高信心,努力軍事政治的轉變,求得自己的力量戰勝二馬, 才能保證創立甘北根據地,及在可能時派一部占領安西的勝利。

 ?、黼娕_材料應盡量節省使用,減少收發電,嚴定通報時間,使四十天材料作八十天用。

  軍委主席團

  這份電報的關鍵點是第四:“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

  不少人都曾分析過在這封電報之前,應該有一封西路軍領導人就西路軍行動方針向軍委請示的電報,而這封電報是軍委對西路軍的復電。中央“同意”誰的建議?顯然不是“同意”自己的建議?

  徐、陳為什么會提出向東打的建議,只有等該電公開后才能知道。西路軍領導人在請示電中可能提出了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的行動方針,因而軍委在復電中才對西路軍的這個行動方針表態“同意”。

  那么中央為什么會同意“向東打敵”的建議,從電文看有兩點:一、因紅軍進入西安地區,張楊內部甚團結,士氣甚旺,中外輿論均主張和平,各方情況現有向著變內戰為抗戰的傾向,轉向有利發展,將使二馬難于積極對付西路軍。二、綏東李守信等偽軍卻遭受打擊,百靈廟被傅作義占領后,日本即欲幫助二馬,事實上已不可能。

  基于以上兩點,中央才會同意“向東打敵”。根本不是本書講的因為“與西安的緊張局勢,密切相關”,反倒是因為局勢緩和,中央判斷二馬可能難于積極追剿西路軍,阻礙西路軍東返。

  1936年12月22日中央建議西路軍的東返,與這次1937年1月16日同意西路軍的東返,雖然都是東返,但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是河東局勢緊張時,徐、陳擔心二馬軍阻礙,造成“傷亡掉隊必大”,實質是拒絕東返;第二次則是河東局勢緩和,判斷二馬可能難于積極阻礙西路軍東返。

  十七、西路軍在1937年1月27日西洞堡勝利后西返倪家營子的決定,與中央無關。(541頁——545頁)

  本書此處的歷史時間線已經發生混亂,無中生有的把倪家營子突圍東返延遲了一個月時間(541頁、542頁)。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西路軍是1月21日晚離開倪家營子東返,在1月23日西路軍指揮部、三十軍、九軍一個團就已經到達了甘州西南方的西洞堡,王樹聲率第九軍到了龍首堡。(1989版第392頁)

  二月中旬,所謂的為了緩和西安緊張局勢,中央電令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此事不存在(543頁、544頁)。在西安“二、二事件”后,“三位一體”就迅速解體,2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就進入西安,次日,顧祝同正式進駐西安。隨后,中共就與顧祝同開始談判有關改編、駐地、費用等,局勢迅速緩和。二月中旬的西安地區,根本不存在“危急局勢”。

  本書將把徐、陳“南下”翻越祁連山的大通計劃,瞎扯為“東出”;把中央對徐、陳“大通計劃”的詢問,故意曲解為是在對該計劃否定;將它與中央詢問對徐、陳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的認識做關聯,使陳昌浩唯命是從,制造出中央是在嚴令西路軍不許東返的假象(544頁)。

  徐、陳的進軍大通、西寧方案,是在2月13日提出,“俟天氣稍緩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大通方案實質已經不是“東出”,而是翻越祁連山的“南下”。我對徐、陳的大通方案始終沒想明白,大通、西寧是馬步芳的核心統治區,更是少數民族區域,補給、擴軍都無法,西路軍去那里,必會遭到更嚴重的圍攻。

  中央對于這個方案,是必須要徐、陳講清楚他們的意圖,所以中央在2月17日來電中的第六條對此進行了詢問。

  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7年2月17日)

  徐、陳及軍政(會)各同志:

  一、同意你們春暖以前在撫臨地區尋機擊破(敵)的意見,爭取在春暖以后向肅州、安西行動。

  二、作戰方針(略)

  三、戰術指導(略)

  四、你們的政治紀律,究竟有無確定的基本上的轉變沒有呢? 從蘭州方面來的人員與新聞記者都詳報你們部隊與群眾的關系不好,究竟實況如何呢?

  五、你們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后的勝利是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系的 ,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

  六、 你們春暖后向大通行動的提議戰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當作調動敵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爾后仍然回到甘州、肅州區域,并向安西呢?還是想占領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問題,請你們明確答復我們。

  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

  這份為徐、陳帶來巨大壓力的中央來電,是在否定“東出”嗎?看不出來。

  給徐、陳帶來重大壓力的是第五條,中央在1月就開始批判張國燾的草地南下和另立中央的錯誤,張國燾在2月6日寫了并不深刻的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但中央進一步對張國燾所犯政治路線錯誤做出深入批判以及通過相關決議,也是毫無懸念。徐、陳作為張國燾路線曾經的擁護者和跟隨者,中央在此電中詢問他們對錯誤路線的有何認識、自我批評和轉變,并認為西路軍如想今后勝利,需對過去的政治錯誤有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

  我們不能因為中央第五條的壓力,就說中央在第六條否定大通計劃,中央只是想知道徐、陳依據什么樣的戰略目的制定南下大通計劃,故有此詢問,中央甚至還試圖站在徐、陳的角度考慮出兩種企圖:調動敵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肅州和安西;占領青海。中央在此電中,并沒有對大通計劃進行否定。若徐、陳的答復能說服中央,南下方案未必不會得到批準。

  545頁的這些記載都不正確,史料顯示東返日期是1月21日;中央在1月24日就賦予了西路軍行動方向自決權和贊成東進;西洞堡勝利是1月27日,不是2月下旬;陳昌浩在西洞堡勝利后強行西返倪家營子的原因不是“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徐、陳在西洞堡沒有為西返倪家營子發生爭吵。

  1月21日夜西路軍離開倪家營子開始東返;1月23日西路軍指揮部、三十軍、九軍一個團到了甘州西南方的西洞堡,王樹聲率第九軍到了龍首堡。1月24日夜,西路軍總部進駐龍首堡張福壽屯莊。

  1月24日徐、陳向中央報告“敵企圖攔頭堵我東進,迫我西進”,“未能脫離敵人反被敵攔頭”,“敵集團騎兵行速,我則笨重至極,即用急行軍、夜行軍亦難擺脫敵人,敵住下則守堡寨,不易攻擊,這帶地道路少糧有限制,調動敵亦難,西路軍欲完成東進任務,必須克服情況地形上的諸多困難,延長時間以達黃河后。”中央接到電報后,當日24時就向徐、陳回電,賦予了西路軍行動方向自決權和贊成東進。

  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7 年 1 月 24 日 24 時)

  徐、程(陳):

  一、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

  二、 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

  三、為便利作戰計劃,彩病、小孩、婦女,望設法就地安置。

  主席團

  1月25日24時中央再次電告徐、陳需“用堅決的戰斗,來完成東進”。

  1月27日西洞堡戰斗后,徐、陳認為西路軍立即東進危險甚大,在21時向中央匯報“敵已備于東,馬上東進時〈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轉一時,求各個擊敵”。

  1月28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張福壽屯莊召開擴大會議(龍渠會議),決定暫回倪家營子。這個會議的具體情況沒見到參與者的記述,只見到程世才有一小段的回憶:

  一進總部住的院子,就聽見陳昌浩同志正在大聲地講話:“憲兵團是敵軍的主力,裝備好,戰斗力強,被我們敲掉了,這一仗打得好,這意味著什么呢?這就是說,目前敵我力量已經起了變化,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西進對我有利,我們要重回到倪家營子去,占領甘北。”這些話像一瓢冷水澆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我剛走到會議室門口,軍政委員會的委員們便紛紛離座往外走了。

  這里就出現了個問題,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是為了調動敵人后再東進?還是為了占領甘北?

  另外,徐向前此處回憶在龍渠會議前他與陳昌浩的爭吵,是不存在的,該次爭吵在1988年合訂版中被修改為發生在2月21日的威狄堡(366頁)。

  通過對西洞堡戰斗前后事件的排列,可見重返倪家營子,是西路軍領導層自己做出的決定,完全不是因為陳昌浩擔心“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造成。

  545頁的此處也不正確,中央的“固守電”是在2月26日,龍渠會議是在1月28日。

  西路軍在1月28日的龍渠會議做出了西返倪家營子后,就陷入苦戰。徐、陳的“南下”大通計劃沒得到批準,2月21日中央向徐陳發出鼓勵電。2月21日夜,西路軍第二次從倪家營子突圍,向西進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徐向前主張向祁連山轉移,但陳昌浩反對所謂“右傾逃跑”,又星夜退回倪家營,繼續與敵展開激戰,處境愈加險惡。2月24日20時徐、陳向中央匯報此時“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

  中央2月26日22 時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等,要求前敵指揮部組建援西軍并需立即準備完畢。中央隨后即在23 時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們“固守五十天”。

  軍委主席團關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7年2月26日23時)

  (發西路軍)

  徐、陳及軍政委:

  甲、固守五十天。

  乙、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主席團

  二十六日亥

  2月27日西路軍第三次從倪家營子突圍,向西轉移到三道柳溝一帶。所以說“中央固守五十天電”使陳昌浩在與徐向前的爭執中又一次的占了上風,這是胡扯。因為在2月26日,徐、陳就沒有分歧,更沒有爭吵,反倒是收到“固守電”的第二天,他們就做出了不固守的決定。

  通過對東返一系列事件的排列,我們看到這樣的一條時間線:將1月23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開始的東返寫成因突圍作戰延遲了一個月(2月21日);隱匿了中央在1月24日的《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把2月13日的“南下”大通計劃胡扯成“東進”;然后把2月17日中央對徐、陳“南下”大通計劃的詢問曲解成否定他們“東進”的建議,得出西路軍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又把發生在1月27日的西洞堡勝利挪到2月26日,說陳昌浩因為顧慮東進沒有中央命令,堅持返回倪家營子;最后是2月26日中央的固守電使陳昌浩占了上風,西路軍開會決定重返倪家營子,再次陷入敵兵重圍敗局已定。相信不熟悉西路軍史料的讀者們看至這節,都會認為是中央的因素,葬送了西路軍最后生存希望的機會。

  我們看到執筆者用偽造、曲解、顛倒的手段把發生在一、二月里的多件歷史事件打亂編制在一起,對諸多史料進行時間的篡改,就是為了把西洞堡勝利挪放在2月17日中央對徐、陳“南下”大通計劃的詢問電與2月26日“中央五十天固守電”為截止日的這個時間段之中,便能說中央2月17日電否定了東進,中央2月26日電使陳昌浩占了上風,才能強行再回倪家營子。搞得如此復雜,都是為了把西路軍錯失最后生存希望的責任推卸給黨中央。

  該版回憶錄中出現了這些若干巨大的“硬傷”,為徐向前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不論是徐向前的記憶確實出現巨大偏差,還是出于要達到什么目的,作為該回憶錄的執筆人,他至少有義務和責任對回憶錄里涉及到的事件做史料的核實,作為西路軍軍史專家,在書中卻留下這么多的錯誤,無論如何也是不應該的。

  1988年合訂版進行了修改:增加了中央的行動方向自決授權和贊同東進電;把西洞堡勝利放到了正確的時間坐標上;把倪家營子的血戰時間也從二十多天修改為四十天;把徐、陳的第二次爭吵放到了威狄堡。執筆者雖然迫不得已的修改了這些錯誤,但結論卻沒有改正,為了把“顧慮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這頂帽子仍能扣在陳昌浩頭上,睜眼說瞎話的把向西北二十多公里外的威狄堡突圍,說成是突圍東返。(1988版366頁)

  本章節在555頁進入了結論階段。

  “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此說是不正確的,西路軍在1936年12月2日之前,是接受紅軍總部(張國燾)直接指揮的,從渡河以及入河西走廊的經過看,中央軍委與紅軍總部之間經常是有分歧的,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是紅四方面軍只派二個軍渡河,而張國燾為了實施他的“甘北計劃”,在10月25日向徐、陳下達的158號令卻是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

  中央接過西路軍的直接指揮權當是在12月2日左右,此時西路軍已在永昌、山丹處境困難。之后徐、陳對中央的指揮,或是提出中央辦不到的條件,或是對自己提出的計劃卻不執行半途而廢,或對中央的命令干脆就不執行等等,中央為了團結一再忍讓之后,也不得不在1937年2月17日的電文中向徐、陳指出,“我們認為你們今后的勝利是與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系的。”

  此處說,“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并且羅列了一系列事件進行佐證。

  “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已過河紅四方面軍主力之所以出現“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正是紅軍總部對中央先擊破南敵的安排消極執行造成的。中央要求四方面軍只能安排30軍和9軍之外的一個軍在虎豹口過河,朱、張、徐、陳卻安排了三個軍和指部在此過河,造成了河東兵力不夠,不能擊破和阻止南敵的進攻,致使河東紅軍主力渡河計劃暫停。

  “繼則放棄這一計劃”,在中央還沒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時,徐、陳卻于11月2日提出了“以大部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的西進建議。更在11月6日制定了正式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當晚就把五佛寺、大蘆塘、一條山的軍隊撤離,放棄了黃河渡口。論放棄“寧夏戰役計劃”,11月2日的徐、陳是早于中央11月8日的《作戰新計劃討論稿》。

  “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中央給西路軍的任務是“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中央意圖很清楚,先創建根據地,之后再以一部去接通遠方的。正因為考慮到創建根據地需要時間,才會有需“一年”時間完成的估計。如果按照徐向前所說的一路跑到安西去接受蘇援,能要一年時間嗎?而且,中央也是擔心西路軍有困難,完不成任務,特地分別向徐、陳和朱、張詢問西路軍能否完成任務,如遇困難可否返河東。徐、陳復電說,“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 “我們可以完成任務”,“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建立河西根據地和接通遠方這二個任務,是一開始就定下來了的,徐、陳對此也是根據我情、敵情、民情的判斷,向中央滿口打了完成任務的包票。

  “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 建立根據地”,不進,是因為中央要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先建根據地,后接通遠方是中央的一貫宗旨。并且,如按徐、陳先接通遠方的想法一路跑到安西,遠方援助的物資根本沒準備好,在更貧瘠的安西,全軍會陷入不利。不退,徐、陳等西路軍領導人就沒想過退回河東,前后有三次退回河東的機會他們都放棄了。

  “根據西安事變后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后明確執行西進任務”,中央確實打算趁著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西進接通遠方。其間雖有周恩來提議東返,但被徐、陳以向中央提出辦不到的東返前提條件而擱淺,中央這才命令西路軍繼續執行西進任務。

  “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在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最初是由徐、陳在1936年12月9日提出“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中央根據徐、陳1月4日“高臺以下人糧極富,以上則甚荒涼”的情況介紹,于1月5日要西路軍暫時勿再西進。”,并在1月8日根據 “僅二馬大部尾追,已離其策源地甚遠”的敵情,要西路軍集中全力反攻追敵,消滅其一部,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遠方亦自然打通。

  “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1月中旬的東返建議應該是徐、陳提出的,中央鑒于西安局勢緩和,有利于東返,于1月16日“同意”。

  “東進不遠,卻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堅守待援”,1月27日西洞堡勝利后,是徐、陳認為西路軍立即東進危險甚大,自己決定西返,1月28日回到了倪家營子。2月26日的“固守五十天”是中央對徐、陳2月24日 “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電的回應,與不準他們東返沒有一點關系。收到“固守”電后,徐陳并沒有在倪家營子固守,而是在2月27日向西突圍。

  看了書中列舉的這八個列子,五個是徐、陳自己造成或提出的,中央主動提出的有三個: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西安事變后提出西進、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徐、陳自己提出的五個意見,不必細說,自是符合他們的方針或所處環境。中央提出在永涼地區、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要求,這是中央先建根據地,后接通遠方的一貫方針,有根據地才有兵源,才有補給,才不是流寇。西安事變后,中央提出西進,這也符合徐、陳的想法,自是樂于遵命執行。經過分析,“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這頂帽子是扣不到中央頭上的,還是請徐、陳自己戴穩。

  這556頁里的三個暢想、一個指責,不知是出于徐向前的本意,還是執筆者的自我發揮,反正是沒水平!

  “假如西路軍渡河后,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我是一頭的霧水。過河就照直往西打,可那時遠方援助的武器彈藥交貨的地點計劃是在北面的定遠營,你往西去取什么武器彈藥?過河就往西,你是在執行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嗎?你是在去執行張國燾的“甘北計劃”!

  “再進一步說……,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這已經不能說是“暢想”了,說是“意淫”更恰當。

  從西路軍的軍事行動看,他們執行的是在沒得到遠方援助前,保存勢力的機會主義退卻路線。西路軍是步兵,機動游擊能力都不如二馬騎兵,奉行的卻是軍事逃跑,使他們一路上被“切尾”、“攔頭”,再者河西走廊民情復雜,地形又是條長長的弄堂,西路軍失敗是必然的。在這點上,步兵排長水平的蔣介石都能看出來,所以他只派了毛炳文37軍和楊德亮補充旅去參與兜剿。假如歷史倒流,讓徐向前按照他的說法重新來一遍,只要西路軍一不入新疆,二不占涼、甘、肅三城,就算讓西路軍跑到安西并扣住嘉峪關,西路軍一樣是敗亡的結局。

  “盛世才后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這完全可以用如今流行的一句話概括:鍵盤在手,天下我有。

  退一萬步講,就算西路軍如愿的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根據地,不管是盛世才還是蘇聯都不會允許紅軍進入新疆。徐向前完全低估了蘇聯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力度。近的看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最初的方案是要公審和槍斃蔣介石,但蘇聯是大罵張、楊是強盜、叛徒,指責他們受日本特務指使,而且還懷疑中共參與了事變,把援助西路軍的軍火扣住不發,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允許陳云等回國。

  再看1942年盛世才與蘇聯翻臉,盛世才聯合國民政府把蘇聯排擠出新疆時,蘇聯在新疆可是有大批駐軍的,政府機構也是被大批的蘇聯顧問把持,但蘇聯除了向蔣介石舉報盛世才投靠蘇聯,意圖離間蔣、盛關系外,就再也沒做出有效的行動。一貫強勢的蘇聯為什么會這么慫?全是因為蘇聯需要中國國民政府積極抗日,減輕蘇聯東部的壓力,以便他挽救西線岌岌可危的戰局。在共同信仰和國家利益出現分歧時,蘇聯從來都是站在蔣介石一方的。

  再者,中共自己也不會如徐向前所想的會派兵去新疆滅盛世才。除了有蘇聯不許外,中共也不會這樣做,西安事變后的“三位一體”之所以解體,就是中共不愿意因張學良被扣押再起內戰造成的。再看蔣介石在抗日期間發動了三次反共摩擦高潮,中共除了在第一次時使用了武力進行 “有理、有利、有節”的還擊外,其他兩次都是靠輿論揭露。

  所以,紅軍可以立即出兵收拾叛變的盛世才,這只能當網絡噴子的話聽聽就可以了。

  “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這是非常嚴重的指責,實質就是在指責中央為了河東,處處犧牲西路軍。此指責在這沒詳列,但看前文的一系列敘述,主要有永涼地區停留、西安事變東返、臨高地區停留、倪家營子東返、西洞堡西返。將西路軍的這些軍事行動的變化,全歸結于因為河東紅軍執行“作戰新計劃”或西安事變后局勢的變化,中央需要西路軍配合。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其中只有西安事變后的東返插曲是在配合河東局勢(耽誤的時間大約是5天),其余的都不是在配合河東局勢。執筆者通過一系列的曲解、隱匿、捏造手段,把河東局勢打造成了萬用背鍋俠,將徐向前應負的指揮失敗責任洗得干干凈凈。

  557頁說仗還沒打勝,中央就要求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是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這是張國燾的“甘北計劃”既定方案,并且得到了徐向前等四方面軍領導人支持,而且曾在漳縣鹽井會議后預演過一次,中央是反對該方案的。

  徐、陳在11月2日就提出向西發展,6日就制定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要“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當晚就迫不及待的放棄了黃河渡口,說“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多次提出紅軍主力應該到河西走廊,直到1937年9月30日,陳昌浩在失敗報告里還在說“甘北不只是抗戰的后方,而且是中國內地與新、蒙、蘇聯之主要連絡線,這地應絕對控制在抗戰手中”。

  “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面受敵,沒有時間和精力,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瞧這慌話說得理直氣壯的!實際情況是西路軍剛入河西走廊時,是掌握著主動權的,二馬的兵力被甩在身后,前方敵兵空虛。大靖(此地共約萬余戶,氣候、水、柴、人、糧極豐富), 只有步兵旅旅長祁明山率一個團駐守,怎么不消滅敵人?從11月14日西路軍兵圍涼州到21日撤圍,驚恐不安的是困守孤城的馬步青,新舊兩城都相當于空城。攻下涼州,即可擒獲馬步青,又能得到豐富的補給,還能極大的擴充紅軍。中國自古就是得涼州者得河西走廊,這是創建根據地多么好的機會,好似是買房不花錢還贈送裝修、家具。沒想到這么長的時間,西路軍對涼州這座極其重要的空城居然不攻占,難道《平大古涼戰役計劃》是拿來欺騙中央的嗎?

  機會錯過了,就再也不會眷顧你。自11月22日始,西路軍在涼州西四十里鋪被馬元海追上后,就開始身陷四面苦戰。

  “創建革命根據地,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眾”,如果認為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前提是消滅敵人,那么請問該消滅多少數量的敵人,才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前提?

  為了證明先滅敵人,后建根據地的觀點正確,執筆者特意把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舉。”搬來為其背書,真是一出用毛主席的話打毛主席臉的好戲。

  打仗與發動群眾確實存在矛盾,會分散兵力,那么毛主席是怎么解決這一矛盾的?毛主席接著說,“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請問怎么只把毛主席的話引用了一半呢?

  再者,徐、陳在包圍涼州時,既沒有去消滅敵人,也沒有去創建革命根據地,而是在辦“外交”。

  本書在這558頁講了西路軍為什么沒有掌握戰場主動權,細說下去,還是在指責中央耽誤了時間,又不發援兵。

  “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西路軍掌握戰場主動權時,想著的不是消滅敵人,而是辦“外交”,怪誰?只能怪徐、陳你們自己!

  “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是徐、陳自己主動向中央提出的。說曠日持久,那是西路軍領導層根本沒考慮遠方援助物資,需要準備時間造成的,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于外援,不依靠自身的努力本身就是錯誤!

  “企求援應沒有援應”,西路軍都孤軍深入敵軍腹地,黨中央能派多少援兵,少了不抵用,一樣被坑,派多了河東陜甘寧根據地還要不要?中央為了挽救西路軍,急的連賄賂馬步芳的招數都想出來了。還有臉在這抱怨中央不派援應。

  559頁“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么作戰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是運動戰”,西路軍在剛入河西走廊時,可是我強敵弱,九軍被困古浪時,其他部隊消滅了多少敵人?西路軍是在進行運動戰?是在辦外交!徐、陳就想著一路跑到安西拿援助,放著眼前大好的戰機,不去殲滅敵人,不去創建根據地,幼稚到希望能靠辦外交,二馬就不會追剿。

  正因為西路軍開始既沒有大量消滅敵人,也沒有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才會造成“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此處假設,西路軍東邊守住古浪,西邊攻占涼州俘獲馬步青,情況就會出現多大的不同,西路軍的情況還是子彈打一顆少一顆,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嗎?

  路線錯了,戰術必然出現錯誤,再能征善戰的將軍,他的戰術指揮必然也是低能、失敗。

  至于怎樣應對“左右回旋不好回旋”、“堡寨稀疏,兵力分散”、“一無機炮火力,二無伏擊陣地,三無大量騎兵”這些戰術問題,看來西路軍最高軍事指揮者到晚年都沒找到方法。也不知他講的依靠“運動戰”殲滅敵人,該是怎么樣的運動?

  561頁講到了造成西路軍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缺乏機斷專行”的權力,從兩方面論述,一是上級統得過死,二是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一切“唯上”。

  我們先看指責一:上級統得過死

  1936年11月7日,徐、陳提出成立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和指揮軍事的“軍委西北分會”兩個組織,中央把它們合而為一的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對內領導黨務,對外領導軍事、政治,均統一此機關,不必分成兩個組織,從組織程序上講可謂充分放權。

  “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這個指責真是大言不慚的撒謊。

  11月2日,徐、陳提出向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在11月6日還制定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徐、陳可曾向平番進軍了嗎?

  中央11月3日對徐、陳的西進計劃答復,要求他們在“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11月6日,徐、陳放棄一條山、五佛寺,僅向紅軍總部匯報,向中央報告了嗎?取得了中央意見嗎?

  11月13日,徐、陳向中央報告“今夜向涼州進,明晚襲城”,可徐、陳卻在涼州同馬步青辦外交,向中央匯報了嗎?中央同意了嗎?中央在連日不得消息的情況下,不得不在17日詢問徐、陳“涼州情況如何?”

  12月下旬西安事變時期,中央要西路軍東返配合張學良,徐、陳等雖表示“我們當堅決執行此任務。”但同時提出了中央辦不到的建議:“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實質拒絕中央的東返安排。

  1937年1月24日,中央為了西路軍順利東返,抓住戰機,特告訴徐、陳“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

  2月24日,徐、陳向中央報告“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中央在2月26日要他們“固守五十天”,可徐、陳卻在27日突圍到了三道柳溝。

  3月14日石窩會議,陳昌浩決定離隊回延安,事先向中央請示了嗎?在沒有中央回電同意的情況下,徐、陳在3月16日就離隊拋下部隊了。

  有這樣自我標榜為“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的嗎?

  指責二: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一切“唯上”

  在西路軍的戰斗過程中,據徐向前講,他和陳昌浩發生了兩次爭論。

  第一次在涼州為是否停留建根據地,可以說因為中央的原因;第二次在威狄堡為該撤回倪家營子還是撤向祁連山,就與中央無干了(1988年合訂版)。這兩次爭論,陳昌浩是以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最后決定權取勝。

  我們接著看陳昌浩在西進還是東返問題上,拿不定主意時的表現也有兩次:第一次在11月12日的大靖,西路軍政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央11日詢問他們能否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或返河東有何困難的電報。這個會能開,至少說明陳昌浩有東返的意圖,只是在猶豫。在這個會上,我們看到徐向前是力主西進的,并且講了五、六條理由,得到了與會者的贊成。第二次在12月25日的永昌,西路軍政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央24日的東返詢問電,陳昌浩是明確支持東返的,但徐向前與大多數與會者還是要西進。這兩次是徐向前的意見得到了執行。

  排列這四次分歧:一、向中央保證完成建立根據地和接通遠方,是在大靖開會決定的。二、建立永涼根據地是陳昌浩獨自決定按中央意圖辦。三、向中央提出不東返蘭州的意見是在永昌開會決定的。四、在威狄堡,徐向前因在會前受到陳昌浩“斗爭”,會上沒發言,會議做出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

  通過對以上分歧的分析,有三次是通過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議決定的,其中兩次會議的結果,是徐向前的意見占上風,都是“西進”,一次會議上因徐向前沒發言,會議結果是按陳昌浩的意見執行??梢婈惒撇⒉皇侨缧煜蚯八v的對西路軍的行動能完全的“拍板”。徐向前做到了通過會議的辦法,聯合其他參會人員,決定著西路軍的行動方向。這也正是西路軍政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上,為什么陳昌浩會在做出徐、陳離隊的決定后,才把徐向前找來開會的原因,他是在避免徐向前聯合其他人反對。

  此章最后一頁(563頁),在批評中央“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

  中央確曾有趁西安事變時機,對二馬進行統戰的意圖(12月15日電告徐、陳,西路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進行政治動員,一面爭取涼州之補充旅和二馬到抗日方面來,但自12月22日徐、陳在向中央發出“步芳西安事變影響急欲速戰,故企圖攻取永昌”后,中央就不再對西路軍直接與二馬談判?;?、統戰抱有想法。

  由于徐、陳無法與二馬達成?;?,中央只得接手,于1月21日電告潘漢年,通過在與國民黨中央政府改編談判中,請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經過幾日談判,蔣介石允許西路軍駐涼州以西。

  中央對蔣介石為人太了解,并沒有昏頭,在1月25日的電文中,向徐、陳提醒道“但此種允諾,尚待充分保證。蔣仍有分化張、楊,繼續剿共戰爭可能,特別是西路軍所處現狀,估計二馬仍不會停止對你們的追堵。我們雖以各方用力設法援助西路軍,但惟一的仍須依靠你們用自力在戰勝二馬條件下完成你們的東進任務。”果然,西路軍在蔣介石眼中是必滅的,他并未嚴令二馬停戰、讓防。

  2月17日,中央電告徐、陳,“依據你們自己與當前敵人力量對比的情況,依據國內與西北的環境,如果蔣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馬向你們進攻,又不愿主力紅軍派兵向你們增援,則你們的唯一的方針,是調動敵人尋求機會逐漸削弱之與各個擊破之,以便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

  這些電文都說明了中央對于蔣介石反復無常的心態是有清醒認識的,對通過蔣介石施壓二馬?;鸩⒉豢春?,完全是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在努力。

  通過談判已經不能保存西路軍,那么通過派出援西軍進行武力救援可行嗎?

  中央考慮派軍救援西路軍是在2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

  2月2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增援西路軍尚未作最后決定,但已局勢嚴重,考慮時機,因西路軍已至極危險時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該軍失敗則影響甚大。增援軍擬以十五軍團、三十一軍(或四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兵第一團組成之,以伯承任指揮,張浩同去。”

  2月24日中央接到徐、陳“西進不可能時,但東進亦不可能電”后,于2月26日22時電令彭德懷、任弼時“增援軍決以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一團充之。立即準備完畢。”23時中央向徐、陳發出“固守五十天電”。

  2月27日,中央發出了一系列的電報,對援西軍的領導成員、組成部隊;電臺材料;行動經費;造船人員物資;致電周恩來與二馬交涉等進行緊急部署。3月5日援西軍由淳化出動。因中央在3月12日1時得知西路軍退入祁連山,于是在2時命令援西軍全部在鎮原、青石嘴停止待命。

  中央要大舉武力救援孤軍深入的西路軍非常難,有以下三點制約著:

  從陜北到倪家營子路途太遙遠

  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陳昌浩向中央請求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夾擊敵人,中央1月9日回電稱“四軍、三十一軍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來援助你們,請勿作此想。”

  2月21日紅軍前敵指揮部致電中央,估算的救援所需時間為“由淳化地區出動,經寧縣、瓦亭、隆德、單家集至一條城,需二十天;由一條城至張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

  對中國革命重心的不同認識,中央不會向河西投入主力

  中央認為全民抗戰的高潮即將來臨,中國革命的出路在東方。張國燾卻是害怕蔣介石,對抗日更是缺乏信心,認為只有向西退卻保存力量,等待時機。這就是路線之爭!

  西路軍是由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的,其領導層自是深受張國燾的影響,即便是1936年12月初西路軍在永昌苦戰時,還認為河西走廊是保存力量的好地方,向中央提議河東主力紅軍也入河西,其實質就是要中央放棄陜甘寧蘇區。

  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

  (1936 年 12 月 6 日 15 時)

  洛、毛、朱、張、周:

  我們根據已知情況,對主力行動有以下意見:

 ?、笨谷招蝿萑晕慈〉脩械木唧w開展,蔣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現一種動搖,但目前不是著重剿赤,關防阻打開國際,仍成為抗日共同立場。

 ?、惨罁蝿莨烙嫈澄仪闆r, 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

 ?、掣时睔夂?、地區、人糧、物力與新疆、遠方關系均便利。

 ?、?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馬實力夜戰削弱,我主力可單獨箝制之。

 ?、抵饕薪M織力量均增強,因此,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主力西進時,主力于寧、衛方面實行取道涼、靖、衛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寧夏中衛地區,爭取時間過冬,而后或經定遠營到民勤。第二著恐失先機,而受限制,當為第一步為好。如何,當看整個情況決定指示。(指人密譯)

  徐、陳、李

  1936年12月9日,徐、陳再次向中央提議“主力最好在開春前西來較妥當”,后又多次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建。徐、陳這些不合時宜的建議都未被中央采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就是“孤軍”。

  國內形勢已不允許國共再爆發全面內戰

  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已經是迫在眉睫,中共在“三位一體”解體后,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步步后退,非常艱難的達成了初步的改編協議,實現了大方面的停戰。在面臨蔣介石可能的反悔,中共中央在使用武力救援西路軍的問題上顧慮重重、慎之又慎。

  紅軍前敵指揮部的將領們也有擔心,他們在1937年2月21日致中央電中,顧慮救援西路軍“共需四十天,以現在部隊的質量,如此長征,減員必然很大”,“如時局有不利之變化,增援無效,進退維谷,困難更大”,“我們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徑解決。”

  3月1日前敵指揮部再次致電中央,建議援助西路軍最好用政治交涉辦法解決,“實際出兵從各方面估計均不利”;西路軍只有堅決東進,我們派隊至蘭州下游掩護或西進威脅,同時向馬鴻逵、馬步芳產交涉。據情報東北軍已決定東開,我增援軍入涼州后,“可能被蔣軍隔斷,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中央3 月 2 日回電講述了救援西路軍的必要性和意義,也提出了救援原則:㈠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始行動時,周即告顧祝同,請其諒解,如不影響和平則實行增援,否則中途停止,而將增援部隊位于西峰、鎮原、固原地域。㈡不使增援軍又陷于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一段,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更向西進,因為 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中央又在3月5日、3月9日兩次致電周恩來,要周恩來向顧祝同、張沖說明增援事,希望全力用政治方法解決。

  中央在3月12日1時接到徐、陳報告,得知西路軍轉入祁連山梨園堡,認為西路軍已徹底失敗,援西軍此時與西路軍相距2000余里之遙,遠水已不解近渴;而蘭州地區的東北軍將被中央軍接防,援西軍自身的行動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和牽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不得不在2時電令援西軍全部在鎮原、青石嘴停止待命。援西軍工作隨后迅速轉為救助西路軍失散和被俘人員。

  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但這也是保住陜甘寧蘇區、避免再次爆發全面內戰、建立全國抗戰統一戰線的唯一方法。蔣介石也正是在這點上把中共吃得死死的,縱容二馬徹底剿滅西路軍。

  種種史料均說明,“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中央結論是能經受歷史檢驗的。

  至此,本文通過對《歷史的回顧》“第十四章 血戰河西走廊”的分析,指出執筆者為了回避徐向前對西路軍失敗應負的指揮責任,利用信息的嚴重不對等,隱匿、拼湊、改造、曲解了對徐向前不利的電報,把導致西路軍全軍覆沒的責任污水全潑向了黨中央或陳昌浩,嚴重的誤導了輿論,黨中央1937年3月31日做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組織決議雖未被取消,但已不被眾多學者和研究者認同,并因此修改了黨史和毛選里的有關記述。

  《中國共產黨歷史》中把西路軍的西渡黃河修改成“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后,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991年版上卷)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里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1991年版第一卷)

  “西路軍正名第一人”把西路軍歷史當做小姑娘任意打扮,謊言只能哄騙一時,我們相信灑落于歷史身上的蒙塵終究會被拭去,恢復本來面目。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愿西路軍指戰員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慘痛歷史教訓不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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